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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分配給每個學生。

換用圖4…2　，我們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效果也更加明顯。

這是一個“事先設計好”的博弈，目的是確保每個選擇2的學生總“比選擇1的學生多得50美分，不過，選擇2的人越多，他們的總收益就會越少。假設全體27

名學生一開始都打算選擇1，那麼他們各得1。08　美元。假設有一個人打算偷偷改變決定，選擇2，那麼，選擇1的學生就有26名，各得1。04

美元（比原來少了4美分），但那個改變主意的學生就能得到1。54

美元（比原來多了46美分）。實際上，不管最初選擇1的學生總數是多少，結果都是一樣，選擇2是一個優勢策略。每一個改選2的學生都會多得46美分，同時會使他的26個同學分別少得4美分，結果全班收人會少得58美分。等到全體學生一致選擇自私的策略，儘可能使自己的收益達到最大，他們將各得50美分。反過來，假如他們聯合起來，協同行動，不惜將個人的收益減到最小，他們將各得1。08

美元。你會怎麼抉擇？

表4…1圖4…2演練這個博弈的時候，起初不允許集體討論，後來允許一點討論，以便達成“合謀”，結果願意合作而選擇1

的學生總數從3到14不等。在最後的一次帶有協議的博弈裡，選擇1的學生總數是4，全體學生的總收益是15。82

美元，比全體學生成功合作可以得到的收益少了13。34

美元。“我這輩子再也不會相信任何人了。”領導合謀的學生這樣嘟囔。那麼，他自己又是怎麼選擇的呢？“噢，我選了2。”他答道。

這個情景使我們回想起尤塞裡安（Yossarian在約瑟夫·海勒（　Joseph　Heller）的小說《第22

條軍規》（Catch…22）當中的境遇。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在望，尤塞裡安不想成為勝利前夕最後一批犧牲者。他的上級軍官問：“可是，假如我方士兵都這麼想呢？”尤塞裡安答道：“那我若是有別的想法豈不就成了一個大傻瓜？〃政治家們也會變成同樣的困境中的囚徒。1984年，大多數人都很明白，美國聯邦預算赤字實在太高了。裁減必要的鉅額開支在政治上並不可行，因此，大幅增稅應該是不可避免的。不過，誰願意擔當政治領導角色，帶頭主張這麼做呢？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沃爾特·蒙代爾（

Walter　Mondale）想要在自己的競選活動當中為這麼一個政策轉變製造聲勢，卻被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打得落花流水，因為里根許諾絕不加稅。1985年，這個議題陷人僵局，無論你怎麼劃分政治派別，民主黨對共和黨，眾議院對參議院，還是政府對國會，各方都希望把提出加稅的主動權推給對方。

從各方的角度看，最好的結果在於，對方有人提出加稅和削減開支，並因此不得不付出政治代價。反過來，假如自己提出這樣的政策，而對方堅守被動局面，並不附和，自己就會落得最糟糕的下場。雙方都知道，聯合起來共同倡議加稅和削減開支，共同分享榮譽，分擔譴責，與同時堅守被動，眼看鉅額赤字上升而無所作為相比，顯然會對整個國家更有利，即便對他們自己的政治生涯，從長期而言也會有好處。

我們可以畫出一張常見的圖（如圖4…3所示），標明策略和結果，將這個情況變成一個博弈。雙方分別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為了表示誰更加傾向於怎麼做，我們把每個結果按照各方的眼光給出從1到4的排序，數字越低對自己越好。每個格子左下角是共和黨給出的排序，右上角是民主黨給出的排序。

顯而易見，對每一方而言，保持被動是一個優勢策略。而這正是真實發生的情況；第99屆國會根本沒有做出任何加稅決定。此屆國會確實透過了《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Gralmm…Rudman…Hollings

Act）

，這一法案規定以後必須實行削減赤字政策。不過，這只是一種偽裝，好像採取了行動，實際卻推遲了作出艱鉅抉擇的時間。這一目的與其說是透過限制財政支出的做法達成的，不如說是透過玩弄會計上的小把戲而實現的。

圖4…3　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排序

1　．如何達成合作

一旦陷入囚徒困境，人們就會想方設法逃脫，尋求大家一致願意看到的合作的結果。圈外人則大約更願意看到他們困在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