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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想好了。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死了，理想還存在，會有新的人站出來舉起理想的大旗前進。那麼《滅亡》之後接著出現的當然是《新生》。我在那些日子裡想來想去也不出以上的範圍。

《新生》裡應當有些什麼人物，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個人是少不了的，那是李靜淑，我在《滅亡》的最後就預告過她的行動了。

後來我從沙多—吉里到了巴黎，在巴黎住了一個時期，又看了好幾本左拉的小說，都是收在《盧貢一馬加爾家庭》這套書裡面、講兩家子女的故事的。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現在，我都是這樣：多讀了幾本小說，我的手就癢了，我的腦子也癢了，換句話，我也想寫小說了。在那個短時期裡，我的確也寫了一點東西，它們只是些寫在一本廉價練習簿上面的不成篇的片段。我當時忽然想學左拉，擴大了我的計劃，打算在《滅亡》前後各加兩部，寫成連續的五部小說，連書名都想出來了：《春夢》、《一生》、《滅亡》、《新生》、《黎明》。《春夢》寫杜大心的父母，《一生》寫李靜淑的雙親。我在廉價練習簿上寫的片段大都是《春夢》裡的細節。我後來在馬賽的旅館裡又寫了一些，在海輪的四等艙中我還寫了好幾段。這些細節中有一部分我以後用在《死去的太陽》裡面，還有一大段我在三年後加以修改，作為《家》的一部分，那就是瑞珏搬到城外生產、覺新在房門外捶門的一章。照我當時的想法，杜大心的父親便是覺新一類的人，他帶著杜大心到城外去看自己的妻子，妻子在房內喊“痛”，別人都不許他進去。

他不知道反抗，只好帶著小孩在院子裡徘徊；他的妻子並不曾死去，可是他不久便丟下愛妻和兩個兒子離開了人世。

我在十月十八日早晨到了馬賽，準備搭船回國，下了火車趕到輪船公司去買票，才知道海員罷工，往東方去的船一律停開。我只好到一家旅館裡開了房間，放下行李，安靜地住了下來。這樣一住，便是十二天。馬賽的生活我已經老老實實地寫在短篇《馬賽的夜》裡面了。連海濱的旅館和關了門的中國飯館也是真實的。我在貧民區裡的中國飯館吃飯，在風景優美的“美景旅館”五層樓上一個小房間裡讀其實是“看”左拉的《盧貢—馬加爾家族》，整套書中的二十部長篇我先後讀過了一半以上，在馬賽我讀完了它們。我不相信左拉的遺傳規律，也不喜歡他那種自然主義的寫法，可是他的小說抓住了我的心，小說中那麼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我不僅一本接一本熱心地讀著那些小說，它們還常常引起我的“創作的慾望”。在等待輪船的期間，我只能寫一些細節或片段，因為我每天必須把行李收拾好出去打聽訊息，海員罷工的問題一旦解決，我就得買票上船。否則我會在馬賽老等。然而我的思想並不曾受到任何的限制。我寫得少，卻想得多。有時在清晨，有時太陽剛剛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馬賽的海景；有時我晚飯後回到旅館之前，在海濱散步。雖然我看到海的各樣顏色，聽見海的各種聲音，可是我的思想卻跟著我那幾個小說中的人物跑來跑去。我的思想像飛鳥一樣，在我那個隱在濃霧裡的小說世界中盤旋。我有點像《白夜》裡的“夢想家”，漸漸地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小小世界。《春夢》等四本小說的內容就這樣地形成了。《春夢》寫一個苟安怕事的人終於接連遭逢不幸而毀滅；《一生》寫一個官僚地主荒淫無恥的生活，他最後喪失人性而發狂；《新生》寫理想不死，一個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來；《黎明》寫我的理想社會，寫若干年以後人們怎樣地過著幸福的日子。

但是我回國以後，始終沒有能把《春夢》和《一生》寫成。我不止一次地翻看我在法國和海輪上寫的那些片段，我對自己的寫作才能完全喪失了信心。《滅亡》的發表也不能帶給我多少鼓勵。我寫不好小說，便繼續做翻譯的工作。《倫理學》的後半部教我傷透了腦筋，我咬緊牙關拚命硬譯，越譯越糊塗，但是總算把它譯完了。我還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自傳《革命者的回憶錄》和斯捷普尼雅克的特寫集《地下的俄羅斯》，這兩本書不像《倫理學》那樣難解釋，書中熱情的句子和流暢的文筆倒適合我的口味，我在翻譯時一再揣摩、體會，無意間受了一些影響。我還從世界語翻譯了義大利亞米契斯和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劇和蘇聯阿·托爾斯泰的多幕劇《丹東之死》。總之，我還不曾灰心斷念，我借翻譯來練習我的筆。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大哥來上海，我和他在一起過了一個月愉快的生活。他對我並沒有更多的瞭解，卻表示了更大的友愛。他常常對我談起過去的事情，我也因他而想起許多往事。我有一次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