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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要拿他作主人公寫一部《春夢》。他大概以為我在開玩笑，不置可否。那個時候我好像在死衚衕裡面看見了一線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還有一個有聲有色的背景和一個豐富的材料庫。我下了決心丟開杜家的事改寫李家的事。過了幾個月我寫信給他又提起《春夢》。我手邊還有他在一九三○年三月四日寄來的回信，他很坦白地說：“《春夢》你要寫，我很贊成，並且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尤其贊成。……我自從得到《新青年》等等書報讀過以後，就想寫一部書，但是我實在寫不出來。現在你要寫，我簡直喜歡得了不得。希望你有餘暇把它寫成罷……”他沒有想到我寫的小說同他想寫的並不一樣：他想譴責的是人；我要鞭撻的是制度。他也沒有想到我會把他老老實實地寫進我的小說。我更不會想到他連讀這部小說一行一字的機會也沒有。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我的小說在上海《時報》上連載，我把《春夢》的名字改成了《激流》（一九三三年我把小說交給開明書店印單行本的時候，才改用《家》作書名）。第二天下午我得到了報告他去世的電報，原來他死在《激流》開始發表的那一天，當時我的小說只寫到第六章。我每隔一個星期向報館送一次稿；我還不曾想好整個的結構，腦子裡更沒有那許多細節。說實話，我還有一些顧慮。可是大哥意外地死了，我的主人公死了，我不用害怕我的小說會刺傷他，或者給他帶來他所忍受不了的悲痛的回憶……不久我讀到了成都寄來的我大哥的遺書，才知道他服毒自殺。我想起一年前他來信中那一段話：“我也是陷於矛盾而不能自拔的人，奈何。

……此時暫不自辯，將來弟總知道兄非虛語，恐到那時你卻忘記兄了，唉。……“我的悲憤更大了，我的悔恨也更大了。

我責備自己為什麼不早把小說寫出來，讓他看清楚面前的深淵，他也許還有勒馬回頭的可能。我不曾好好地勸告他，幫助他。現在太遲了。我不能把他從墳墓里拉出來了。我只好把我的感情、我的愛憎、我要對他講的話全寫到我的小說裡去。

《新生》的寫作也是在這個時期。不過我開始寫《新生》比寫《激流》早幾個月，大約在一九三○年年底或者一九三一年年初；我結束它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也比結束《家》早些。那時我早已拋棄了寫五部連續的長篇小說的計劃，而且把從法國帶回的廉價練習簿中一部分可用的細節用在《死去的太陽》裡面了。《新生》的內容、結構以及人物也逐漸地形成而固定了。我想寫一個人的轉變，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

我選擇了李冷作主人公，主要的原因是，我在《滅亡》裡已經預告了李靜淑的道路和作用，我不便改動它們，寫李靜淑附帶寫她的哥哥，或者由李冷的眼中看出妹妹的精神面貌，用一管筆可以寫出兩個人的言行同他們的思想活動，對於像我這樣學習寫作的人，的確有不少的便利。況且我前不久有過失敗的經驗，我指的是《死去的太陽》，我寫完它，自己不但感到疲倦，還有失望的情緒，這並非由於小說的調子低沉（我在小說初稿的結尾還說：“經過了短時間的休息以後，太陽又會以同樣的活力新生於人間。”），而是因為我發現自己無力、無才來適當地表達我的思想感情。我把那個中篇小說的初稿題作《新生》，也可以說明我當時的心境。我完全失掉了寫作的興趣和信心，我連李靜淑的故事也放棄了，我想拿那個失敗的作品來結束我的文學生活。

不用說，這只是一時的沮喪。過了若干時候我又有了拿筆的勇氣。我先寫了幾個短篇，後來我就用日記的形式，讓自己作為李冷寫起《新生》來。因為我打定了主意要寫主人公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的大轉變，便不得不先教和平主義的李冷轉變為否定一切的個人主義者。雖然杜大心的慘死讓李冷受到很大的刺激，但是這個轉變總有些勉強。同樣，寫另一個女主人公周文珠由《滅亡》裡的陳太太轉變而來，也顯得不自然。周文珠的轉變本來是多餘的，倘使把她作為新出場的人來寫可能更好，我還可以在她的身上加一些色彩。至於我那樣寫法，也不過是加強人物同前一本書的聯絡而已。

我寫《新生》，一共寫了兩遍。第一稿是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寫完的。我九月裡把稿子送到《小說月報》社去，後來見到一九三二年一月號《小說月報》的“目錄預告”，知道我的小說在這期“月報”上開始連載。我聽見一位朋友說雜誌已經印好，在裝訂中，卻沒有想到“一·二八”的炮聲一響，閘北商務印書館的廠房全給日本侵略軍的炮火和炸彈毀得一乾二淨。當天的號外上就刊出這樣的訊息：紙灰飛滿了閘北的天空。我看見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