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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十分親切，就像待親人一樣。從巴黎來的山西朋友不曾見到我的小說。學哲學的朋友卻是《滅亡》的第一個讀者。我最初在袁潤身教授的故事裡用了一個不適當的字眼“幽會”，還是接受了安徽朋友的意見才改成“約會”的。一年來他一直在我隔壁的房間裡朗讀中國古詩，陸游的《劍南詩稿》經常在他的手邊。我和他都住在大飯廳的樓上，我住的是一個較大的房間。山西朋友則住在學監宿舍旁邊的閣樓上。學校前面有一個大院子。

後面也有一大塊空地，種了不少的苦慄樹，籬笆外面有一條小路通到河邊。整個學校裡大概只有我們五個人。校長全家到別處去了。總學監住在這個小城裡，每隔七八天到學校裡來看看。我們對他沒有好感。他就是我的短篇小說《獅子》裡的總學監。那個中學便是我住了一年的沙城中學。我初期的好幾個短篇像《洛貝爾先生》等等都是以這個可愛的又安靜又樸素的法國小城作背景。這裡的人和這裡的生活，我返國後多年回想起來，還有如在眼前的感覺。

在那三四個星期裡面，我們起得早，睡得早。早晨，天剛亮，我們三個中國人先後走到學校後院空地上，在那裡散步聊天。吃過早飯，我們便走出校門，有時走到古堡腳下，有時在街上逛逛，有時順著河岸，走到田畔小路，有時便走上古堡，在那裡喝瓶啤酒……我們回到學校以後，便回各人的房間，看書寫信。晚飯後我們又到河邊田畔，散步閒談，常常談到夜幕落下，星星出現的時候。路上我們又會遇到一些熟人，互相道一聲“晚安”。我們走到校門，古然夫人已經在那裡等候，聽到她那聲親熱的“晚安”，我彷彿到了家一樣。

那位好心的貧苦老太太，她今天不會在這個世界上了。可是我寫到她的姓名，還像聽見她的聲音，見到她的面顏，雖然有些模糊了，但是“麥歇李”這兩個字（兩個法國字）和滿是皺紋的十分和善的瘦臉仍然鮮明地留在我的腦子裡。她那慈母似的聲音伴著我寫完《滅亡》，現在又在這清涼如水的靜夜裡伴著我寫這篇回憶。願她和她那位經常穿著圍裙勞動的丈夫在公墓裡得到安息。

橋頭一家花店和正街上一家書店是我們一年來常去的地方。我和那位安徽朋友過一些時候便要去買一束花，或者買幾本書。在校長夫人和小姐的生日，我們也要到花店買花束送禮。校長姓“賴威格”，他那個十二歲的女兒叫“瑪麗—波爾”。我後來在短篇《老年》裡借用過校長的姓，還把“瑪麗—波爾”這個名字寫進了另一個短篇《洛貝爾先生》。書店裡有些什麼人，我記不起來了。花店裡有一個十七歲的金頭髮、蘋果臉的姑娘，名叫曼麗，是我們的熟人。我們走過花店門前或者在路上遇見她，她總要含笑地輕輕招呼一聲：“先生，日安”，或者“先生，晚安”。

在巴黎，我們作為中國人不止一次地遭受人們的白眼。可是在這個小城，許多樸實、善良的人把我們看作遠方來的親戚。我為了那一個時期的安靜而愉快的生活，至今還感激、懷念那些姓名不曾上過報章的小人物。在那種友好的氣氛中，我寫完了我的第一本小說，又在正街格南書店裡先後買到十本硬紙面的練習簿，用整整五本的篇幅抄錄了它。《滅亡》的原稿早已毀掉，可是那樣的練習簿我手邊仍有兩冊，我偶爾翻出來，它們彷彿還在向我敘述法國小城生活的往事。

我在沙多—吉里最後兩三星期安靜的日子裡，看了好些小說，我在這裡不用“讀”，卻照我們的老習慣用個“看”字，因為我當時的確是匆匆地翻看，並非逐字細讀。此外我和那兩個中國朋友在一起聊天，雖然海闊天空無所不談，但是我們談得最多的還是小說。那個山西朋友在法國住得久，看過不少的戲，他還向我們介紹那些戲的內容。有一次他談起根據左拉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酒館》，他講到柔爾瓦絲的丈夫，那個蓋屋頂的鋅板匠，聽見女兒在人行道上叫“爸爸”，失腳從屋頂上摔下地來，他講得有聲有色：幕怎樣輕輕地落下，報告災禍的音樂還在觀眾的心上回響……好像那個慘劇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一樣。我以前讀過兩三本左拉的小說，這時又讓朋友的談話引起了興趣。下一天我就到格南書店去買了《酒館》。我在飯廳樓上我那個房間裡看完了它。我接著還看過左拉的另外兩部作品《萌芽》和《工作》（那兩部小說的主人公就是柔爾瓦絲的兩個私生子）。因此我一連幾天向朋友介紹左拉的連續性的故事。安徽朋友不久以前才讀過我的小說稿本，便帶笑問我，是不是也想寫有連續性的小說。他也許是開玩笑，然而這對我卻是一個啟發。這以後我就起了寫《新生》的念頭。故事倒還不曾認真考慮，書名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