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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中從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經沒有登山的興趣了。我也無心尋找故人的腳跡，頭一年我常常一個人租船遊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濱坐一兩個小時，在西湖我開始感到了寂寞。後來的幾年我就拉蕭珊同去，有時還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麗的風景吸引著我，我們只是為了報答一位朋友的友情。一連幾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車站迎接我們，過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臺上揮手送我們回上海。每年清明前後不去杭州，我總感覺得好像缺少了什麼。

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們也只是談一些彼此的近況，去幾處走不厭的地方（例如靈隱、虎跑或者九溪吧），喝兩杯用泉水沏的清茶。談談、走走、坐坐，過得十分平淡，現在回想起來，也沒有什麼值得提說的事情，但是我確實感到了友情的溫暖。

友情有多種多樣。“溫暖”兩個字用得太多了，說不清楚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我當時彷彿在冬天早晨曬太陽心裡暖和，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我感到輕鬆而舒適；我又像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長姐面前，可以隨心談話，用不著戒備。

令孺同志大我八歲，比蕭珊大得更多，我們雖然尊她為大姐，她卻比我更多小孩脾氣。我對她的瞭解是逐漸加深的。但有一點我的看法始終未變：她是一個十分善良的人。

我現在說不清楚我在什麼時候認識她。我先讀到她的文章，在我編輯的《文學叢刊》第七集中有一本她的散文集《信》，是靳以介紹給我的。文章並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隱約記得一位善良的女詩人在吐露她的胸懷，她苦悶，彷徨，追求，但我認識她的時候連這個印象也淡化到沒有了，教授代替了詩人。我看見她不用說是在靳以的家裡，他們同在復旦大學教書，都住在重慶北碚的夏壩。我同她交談不多，只是覺得她是一個容易接近的知識分子。她同靳以已經很熟了。

她在方家排行第九，侄兒侄女不少，一般熟人都稱她“九姑”，靳以也這樣稱呼她。我跟她相熟，卻是解放以後的事。

一九五一年第三季度我和靳以還有令孺大姐三個人參加了老根據地訪問團華東分團，一起去過沂蒙山區。後來我們又到蘇北的揚州和鹽城，這樣我和她就熟起來了。但是關於她的過去，我知道很少，我向來就不注意朋友們的身世，我想了解的常常是人們的精神世界和真實感情。無怪乎在“文革”期間我經常受到向我“外調”的人的訓斥：交朋友不調查別人的出身和成份。我不能滿足“外調者”的要求，因為我只能談個人的印象。關於方令孺大姐，似乎沒有人來找我調查過她的情況，倘使別人向我問起，我就會說：解放後她不再彷徨、苦悶；雖然吃力，她始終慢慢地在改造的道路上前進。我還記得我們在山東鄉下訪問時，她和一位女同志住在農民家裡，旁邊放著一副空棺材，她也能愉快地住幾天。我們一起活動了不到兩個月，她留給我的印象除了“善良”外，還加上一個“坦白”。這以後我也習慣像靳以那樣用“九姑”稱呼她了。

回到上海我們少有見面的機會，大家似乎都很忙，又很緊張，卻又沒有做出什麼成績。在北京開會，我倒遇見她幾次，忽然聽說她要給調到杭州擔任浙江省文聯主席，她自己下不了決心。我當面問她，她說在復旦大學她有不少熟人，在杭州除了女兒女婿外，單位裡都是生人，前任文聯主席又是犯了錯誤給撤職的。換一個新環境她有些害怕。我相信她會去杭州，用不著我給她打氣，我也不曾到復旦宿舍去看她。一九五九年我和蕭珊去新安江參觀，這是解放後我們第一次去杭州在那裡同她相聚，真像見到親人一樣。她老了些，身體不大好，常常想念上海的朋友，幾次講到她的寂寞。第二年五月我又去杭州，她卻到北京治病去了。我這次去杭州是為了寫一篇發言稿，大約在兩個月以後第三次全國文代會要在北京召開，文聯的同志們要我在會上講話。我不知道該從哪裡講起，拿起筆一個字也寫不出，只好躲到杭州，在西湖的確沒有干擾，可以說我不曾遇到一個熟人。雖然有那樣多的時間，可是我坐在書桌前，寫不上十個字就塗掉，然後好像自來水筆有千斤重，我動不了它。這樣的經驗那些年我太熟悉了。有時寫作甚至成了苦刑，我常常想：我“才頸了。坐在房間裡我感到煩躁，就索性丟開筆出去看看走走，有時在湖濱走兩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