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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再一次請求那位朋友的朋友的原諒，將來如果有機會重傭南國的夢》，我還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腳註，我也許沒有精力更深地挖自己的心，但是我覺得解剖自己還遠遠不夠徹底。我說一九四七年再看見非英，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並不是在他蒙冤的時候向他投擲石塊，也沒有人逼著我發表文章跟他“劃清界限”。而且經過八年抗戰我自己也有改變。但這些改變並未減少我對非英的敬愛。只是全國解放以後，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一次接一次的學習彷彿把我放進一個大爐子烘烤，一切胡思亂想都光了，只剩下一個皮包骨的自己。我緊張，我惶恐，我只有一個念頭：要活下去。不過我並未想過不惜任何代價，我並不那樣重視生命。然而我們中國人有一種長處：生命力很強。我居然經過十年東方式的殘酷的折磨而活了下來。我也有了用苦行打動人心的經歷，我走出了地獄回到人間。我又想起了我的朋友葉非英。他為什麼不能活到現在？他在什麼地方？

三

現在回到葉非英的事情上來。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一九三○年秋天。當時我的朋友吳克剛在泉州黎明高中做校長，約我到那邊去過暑假。學校利用了武廟的舊址，我住在樓上吳的寢室裡，外面有一個小小的涼臺，每天晚飯後我常常和三四位朋友在那裡閒聊。吳校長起初同我在一起，他喜歡高談闊論，可是不久他患病住進醫院，就由朋友陳範予幫忙他照料學校。非英是範予的好友，我在武廟裡先認識範予，過三天非英從廣州來，我也認識了他。他是一個數學教員，喜歡同年輕學生交談，對文學似乎並無特殊興趣。這一年我同他接觸的機會不多。他也不常到涼臺上來。我看見他的時候，他總是穿藍色西裝上衣和翻領白襯衫，他給我的印象是服裝乾淨整齊。

過了將近兩年，一個在泉州搞養蜂事業的朋友到上海來，遇見我，約我再去那裡看看，我便同他去了。我們旅行非常簡單，坐船到廈門，買一張統艙票，帶一張帆布床睡在甲板上，然後搭長途汽車到泉州。這樣來來往往，毫無麻煩，也用不著事先通知朋友。

到了泉州在養蜂朋友家裡休息一會，吃過晚飯我就去找葉非英。我沒有先去武廟，我的幾個朋友都不在那裡了。非英的學校在文廟，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過平民中學，當時非英也只是一個兼課教員，現在他作了這個學校的主持人。我看見他那微駝的背，他那凹進去的兩邊臉頰，他那一頭亂髮，還有他那一身骯髒的灰布學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學校辦得有生氣，這成績是他的健康換來的。拿我的生活同他的相比較，我不能不佩服他。

在他的房裡搭一張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們卻少有時間交談，白天他忙，晚上雖然蚊子多，他卻睡得很好。他太疲勞，倒在床上就打呼嚕。其實我不是來採訪，不需要記錄什麼，我只是在旁邊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對他的所作所為，我只找到一個解釋：都是為了學校和學生。有時我從別的朋友那裡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總是苦行一類，講話人一方面稱讚他，另一方面又帶了點批評的口氣，我們都擔心過度的工作會弄壞他的身體。他患痔瘡，又不認真治療，聽說他每次大便後總要躺一兩個小時才能夠工作。我提醒他注意身體，我勸他放下工作休息一兩個月，他只是笑笑，說是時間不多了，說是學生們需要他。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減輕他的工作負擔。我又不願意照他那種方式生活。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經過十天的接觸，我們成了談話毫無顧慮的朋友，但還不能說是互相瞭解。對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希望我帶點書給學校，我捐了兩箱書給他們送去。為學校我就只做過這件小事。當時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許多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