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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時，有時在西山公園的竹亭裡坐一個上午，只是望著熟悉的西湖的景色，我什麼也不想。我住過三個招待所，捱了若干日子，最後在花港寫完了我那篇發言稿，標題是《文學要跑在時代的前頭》。我在文代會上讀它的時候彷彿它是一氣呵成似的，其實為了那些”豪言壯語“，我花費了多少天的苦思苦想。

一九六一年訪問日本回來，六月初我又去西湖。我需要交出第一篇訪日文章，在上海連靜坐拿筆的工夫也沒有，我只好又逃到杭州，還是在花港招待所裡完成了任務。我寫了幾篇散文，還寫了短篇小說，因為我有真實感情和創作慾望，我在寫我想寫的作品。我這次大約住了三個星期，招待所裡還有一位朋友，他比我早來，也是來寫作的。每天吃過晚飯，我和他一起散步，常常走到蓋叫天老人的墓道才折回去。馬路上幾乎沒有行人，光線十分柔和，我們走在綠樹叢中，夜漸漸地在我們四周撒下網來。我忘不了這樣愉快的散步。蓋老當時還活著，他經營自己的生壙好多年了。有一次時間早一點，我走進墓道登上臺階到了墓前，石凳上竟然坐著蓋老本人，那麼康健，那麼英武，那麼滿意地看刻著他大名的紅字墓碑，看坡下的景色，彷彿這裡就是他的家，他同我談話好像在自己家裡接待客人。我們一路走下去，親切地握手告別。這就是我最後一次同他交談，五年後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到西湖參加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聽人說蓋老已經靠邊受批鬥，我也不便多問。在我自己給當作罪人關進牛棚之後聽到小道訊息：蓋老給迫害致死。連八旬老人也遭受酷刑，我當時還不肯相信，若干年後才知道真實情況比人們傳聞的可怕得多。不用說他無法睡在自己苦心經營的墳墓裡面，連墓道，連牌坊，連生擴，連石桌石凳全化作塵土了。然而刻在石牌坊上的那副對聯還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英名蓋世三岔口，傑作驚天十字坡。”優美的藝術絕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抹煞的。

我記不清楚是不是九姑和我同去看蓋老的生壙，當時她已回到杭州，因為天熱，她很少出來。我和那個朋友到過白樂橋她那非常幽靜的住處，門前淙淙的溪水，院子裡一株高大的銀杏，我們在窗下階前融洽地談了兩三個小時。另一天下午我們三個人又在靈隱寺前飛來峰下涼亭裡坐了一個下午。我們談得少，我拿著茶杯，感到時間慢慢地在身邊過去，我有一種無憂無慮的幸福感覺。但是同她分別的時候我忽然覺得她還是想回上海，在這裡她感到寂寞。我和朋友從靈隱送她走回白樂橋，她對我們頻頻揮手，那麼善良的笑臉，多麼真誠，又多麼孤寂埃第二年年初我們五六個人從廣州到海南島參觀，坐一部旅行車在全島繞了一週，九姑也在裡面。接著她又和我全家在廣州過春節，看花市，她很興奮地寫詩詞歌頌當時的見聞。

我還記得，我們在海口市招待所裡等待回湛江的飛機，已經等了兩天，大家感到不耐煩，晚飯後閒談中她談起了自己的身世，談了一個多鐘頭。想不到她的生活道路上有那樣多的荊棘，她既困難又堅決地衝出了舊家庭的樊籠，拋棄了富家少奶奶的豪華生活，追求知識，自食其力，要做到她自己所說的那樣“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做“一個真實的人”。那些堅持鬥爭的日子。倘使得不到自由，她就會病死在家中。她沒有屈服，終於離開了那個富裕的家。她談得很樸素，就像在談很遠、很遠的事情，的確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她還不能沒有激動，她說不久前在一次學習會上她談了自己的過去，會後一位同事告訴她，以前總以為她是一帆風順、養尊處優的舊知識分子，現在才知道她也經歷過艱鉅的鬥爭，對她有了更多的理解了。我說的確是這樣，我從前也聽見人說，她孤獨、清高，愛穿一身黑衣服，一個人關在屋子裡，不然就孤單地在院子裡走來走去。她笑了。她那樣的人在舊社會怎麼不被人誤解呢？她哪裡是喜歡孤獨？那那顆熱烈的心多麼需要人間的溫暖。

這以後她和我一家的往來更加密切了。我們的兩個孩子都喜歡她。我們和她在黃山度過一段時間，也同在從化洗過溫泉。一年中間我們和她總要見面兩三次，書信的來往更是頻繁，她喜歡讀蕭珊的信，也寫了不少的信給她。一九六六年年初她來上海，同上海的親友們一起歡度了她的七十大慶。

這一次我們和她無憂無慮地相聚了幾天。我還興奮地說十年後要到西湖慶祝她的八十生日。其實說無憂無慮，也得打個折扣，因為上海的作家已經開始學習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我每個星期六下午要去文藝會堂參加學習會，有一回姚文元眉飛色舞地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看見他口沫四濺，手舞足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