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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學校的事情。在這個學校裡我第一次會見那個後來被我們戲稱為“耶穌”的友人。他喜歡和年輕的學生在一起,他常常和他們談話四五個鐘點不間斷。他誠懇地對他們談著世界大勢和做人的態度。
他在這個學校教書,同時還在另一個校址在文廟的中學兼課。
他比我遲兩三天來到古城,我和他見面的時間並不多。我們分別的時候,我記得他穿著藍色西裝上衣和白色翻領襯衫,服裝相當整齊,他可以被稱為漂亮的青年。
兩年後的春天裡,在上海“一·二八”戰爭結束以後,我搬出我留在閘北的餘物,寄放在親戚的家中,便和一個年輕的友人同路再作南國的旅行。
我又來到鼓浪嶼了。兩年的分別使我看不出它有什麼改變。我和年輕朋友在那沒有汽車、電車或黃包車的馬路上散步,沿著蜿蜒的路走上山去。我們還在有馬來人守門的花園裡,坐在石凳上,毫無顧忌地談著種種事情。但是傍晚我們卻不得不冒雨回到廈門的住處去。第二天一早我們又往那個古城走了。
到了古城,在這天的黃昏我便到那個文廟裡的中學去看“耶穌”。是的,在這時候他已經得著“耶穌”的綽號了。不過他自己並不知道,只是幾個朋友私自地這樣稱呼著。我在學校的辦公室裡遇見幾個朋友,我正和他們談話,忽然一個人在後面拍我的肩膀。我回過頭看,我遲疑了一下,我記不起這黑瘦的面貌。但是那雙奕奕有神的眼睛不能夠是別人的。
一定是他。我便伸出手去。我看他的微駝的背,我看他一身骯髒的灰布學生服,我看他一頭蓬亂的頭髮,我看他陷入的兩頰。
“你看我做什麼?你不認識我嗎?”他坦然笑問道。
我也只好微笑。我不能對他說他瘦得多了,老得多了,他的健康壞了。我不能夠。我只說想不到兩年的工夫他竟然作了這個學校的主持人。
晚上我睡在他的房間裡,他們為我安置了帆布床。煤油燈被吹熄後,一屋子都是蚊蟲聲。他卻睡得很好。我不能睡。
我睜開眼睛,望著陰暗的空間,我想到今天聽見人談起的這個朋友的痔瘡和蝨子的事。兩年前他穿著翻領襯衫的姿態在黑暗中出現了。這兩年間一個人的大量犧牲和工作成績折磨著我。我拿我自己的生活跟他的相比。我終於不能忍受這寂寞,我要出去走走。我翻身站起來,無意間一腳踏滅了蚊香,發出了聲音,把睡在對面帆布床上的他驚醒了。
“你做什麼?還沒有睡?”他含糊地問道。
“我悶得很,”我煩躁地回答。
“你太空閒了,”他夢囈似地說了這一句,以後就沒有聲音了。我再說話也聽不見他的回答。
的確比起他來我太空閒了,也許太舒服了罷。但是難道他就比我有著更多的責任?這是苦惱著我的問題。
我在這間房裡和他同住了一個多星期,看慣了他怎樣排遣日子。我離開他的時候,他依戀地對我說,希望我將來還能夠再去。他又說:“倘使學校還能夠存在的話,你下次給我們帶點書來罷。”
在汽車中我和那個陪伴我的朋友談起“耶穌”,那個朋友擔心著他的健康,說起他每次大便後總要躺一兩個鐘點才能夠做事的話。我把那個朋友的每一個字都記在心上,我說我要和另一些朋友想一個妥當的辦法。
我的辦法並沒有用。但是我卻不曾忘記朋友的囑咐,為那個學校的圖書館捐了兩箱書去。學校雖然還處在風雨飄搖的境地,可是它已經克服了種種的困難而繼續存在了。第二年我又去訪問那個學校。這一次是和一個廣東朋友同去的。去年在粵漢路銀盞坳小站的廢墟中,我們在殘毀的月臺上候車的時候,我還和這個朋友談起那一次的旅行。我們重複說著一九三三年我們兩人在鼓浪嶼廈門酒店中(還是那同樣的房間)談過的話。我們談論著我們的朋友“耶穌”。這是八月的夜晚,工人們忙碌地在被炸燬的車站房屋的旁邊建造一間簡單的茅屋,他們有的還爬在屋樑上用葵葉鋪蓋屋頂。我曾經指著這茅舍對朋友說:“這就是我們‘耶穌’的工作,他會把碎片用金線系在一起,他會在廢墟上重建起九重寶塔來。”
他的確能夠在廢墟上重建寶塔的。我們第三次在學校裡看見“耶穌”,他顯得更瘦、更弱了。他過著更勤苦的生活。
他穿著更破爛的衣服。他花去不少的時間和學生們談話。他熱心地對幾班學生講授數學的功課。這一次我們談了不少的話,商量了不少的事情。但是每一次我提到他的病,說起他應該休養的話,他總是打岔地說:“我們不會活到多久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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