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第2/4 頁)

者是不是用景物來襯托主人公的心境的變化？完全不是。我只是寫真實。我當時看見什麼，就寫什麼。我喜歡這四周的景物，就把它們全記錄下來。沒有這些景物，長谷川的故事還不是一樣地發展。

它們不像另一個短篇《鬼》裡面的海，海的變化和故事的發展、和主人公堀口君的心境的變化都有關係。沒有海，故事一時完結不了。小說從海開始，到海結束。

我在《鬼》裡描寫的也是武田君的事情。我寫《神》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還要寫《鬼》。要不是幾次同武田君到海邊拋擲供物，我也不會寫出像《鬼》這樣的小說來。《神》是我初到橫濱時寫的，《鬼》寫於我準備離開橫濱去東京的時候，因此我把堀口君老實地寫作“商業學樣的教員”，就是說我不怕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說疑心我在寫他了。

《鬼》不過是《神》的補充，寫的是同一個人和同一件事，在兩篇小說中我充分地利用了我在橫濱三個月的生活經驗，這是一般人很難體驗到的，譬如把供物拋到海里去，向路邊“馬頭觀音”的石碑合掌行禮吧，我只有親眼看見，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情。我說：“在堀口君的眼裡看來，這家裡大概還是鬼比人多吧。”有一個時期在武田君家裡的確是這樣。我還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已經睡下了，他開門進來，連聲說：“對不起。”我從地上鋪的席子上坐起來，他連忙向我解釋：這幾天他家裡鬼很多，我這間屋子裡也有鬼，他來給我念唸經，把鬼趕走。我差一點笑出聲來，但終於忍住了。我就依他的話埋下頭，讓他嘰哩咕嚕地在我頭上比劃著唸了一會經，然後說：“好了，不要緊了。”一本正經地走了出去。我倒下去很快就睡著了，我心中無鬼，在夢裡也看不見一個。說實話，我可憐武田君，我覺得他愚蠢。開始寫《鬼》的時候，我就下了決心離開武田家搬到東京去。我託一個在早稻田大學唸書的廣東朋友在東京中華青年會樓上宿舍給我預訂了房間。我本來應當在武田君家裡住上一年半載，可是我受不了他念經的聲音，可以說是神和鬼團結起來把我從他家趕了出去的。我原先學習日文的計劃也給神和鬼團結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說明我要搬去東京的時候，武田君曾經懇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這裡同神、鬼和平共處，我實在不甘心。即使有人告訴我，遷到東京，不出兩個月我就會給“捉將官裡去”，我也不改變主張。我當時剛過三十，血氣旺盛，毫無顧慮，不怕鬼神，這種精神狀態是後來的我所沒有的。我今天還懷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我在小說《鬼》裡面找到了四十五年前自己的影子。我現在的確衰老了。

《鬼》和《神》不同的地方就是：《鬼》的最後暗示了主人公堀口君的覺醒。故事也講得比較清楚：他同一位姑娘相愛，訂了約束，由於兩家父親的反對，斷絕了關係。姑娘幾次約他一起“情死”，他都沒有答應。他認為“違抗命運的舉動是愚蠢的”。姑娘嫁了一個商人，後來患肺結核死去。這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故事，多少年前，百年、千年吧，就經常發生了，今天仍然在發生。“四人幫”橫行的時期，他們反對戀愛，而且有所創造地用領導和組織代替家長安排別人的婚姻。

十幾年來，我見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事情，婚姻漸漸變成了交易，像日本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倒顯得相當新奇了。不過，武田君並沒有這樣的經歷。但在當時“情死”是普通的事，在報紙上天天都有這一類的新聞。我們常常開玩笑說，在日本不能隨便講戀愛，搞不好，連命也會送掉。著名的日本小說家有島武郎在他的創造力十分旺盛的時期，也走上了“情死”的路，因為像堀口君那樣幾次拒絕女方相約“情死”的建議是丟臉的事。然而要是有島武郎不死，他一定會留下更多的好作品來。

我現在記不準《鬼》的手稿是從橫濱寄出的還是在東京交郵。收件人是黃源，他是上海生活書店發行的《文學》月刊的助理編輯。我寄稿的時候，心血來潮，在手稿第一頁上標題後面寫了一行字：神——鬼——人。這說明我還要寫一個短篇：《人》。這三篇是有關聯的，《人》才是結論。我當時想寫的短篇小說《人》跟後來發表的不同。我不是要寫真實的故事，我想寫一個拜神教徒怎樣變成了無神論者。我對自己說：“不用急，過兩個月再寫吧。先在東京住下來再說。”在東京我住在中華青年會的宿舍裡面，一個人一間屋，房間不大不小，陳設簡單，房裡有個兩層的大壁櫥，此外還有一張鐵床，一張小小的寫字桌和兩三把椅子。樓上房間不多，另一面還有一間課堂，白天有一位教員講授日語，晚上偶爾有人借地方開會。樓下有一間大禮堂，每個月總要在這裡舉行兩次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