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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我寫得很快,像《神》這樣的短篇我在幾天裡便寫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裡面,小說中的環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見聞和這一段經歷如實地寫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書房裡,書房的陳設正如我在小說中描寫的那樣,玻璃書櫥裡的書全是武田君的藏書,他允許我隨意翻看,我的確也翻看了一下。這些書可以說明一件事實:他從無神論者變成了信神的人。至於他信奉的“日蓮宗”,唸的“法華經”,我一點也不懂,我寫的全是他自己講出來的。對我來說,這一點就夠用了。我寫的是從我的眼中看出來的那個人,同時也用了他自己講的話作為補充。我不需要寫他的內心活動,生活細節倒並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飯,他有客人來,我也不用避開。我還和他們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對於像他那樣的日本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了解了一點,在小說裡可能我對他的分析有錯誤,但是我用不著編造什麼。我短時期的見聞本身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我在小說裡說:“在一個多星期裡看透了一個人一生的悲劇。”這是真話。在生活裡常有這樣的事,有時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見聞,就可以寫成一個故事,只要說得清楚,不違反真實,怎樣寫都可以,反正是創作,不一定走別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麼權威來批准。
這個無神論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於政治的壓力、社會的壓力、家庭的壓力。(武田君就說過:“在我們這裡宗教常常是家傳的。”)他想用宗教鎮壓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壓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對現存社會秩序的不滿,這是壓不死、撲不滅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對付它,拚命唸經啦,絕食啦,供神啦,總之用絕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掙扎進行鬥爭。結果呢,他只有“跳進深淵”去。我當時是這樣判斷的。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就難說了。我在武田君家裡不是像小說中描寫的那樣只住了一個多星期,我在那裡住了三個月光景。以後我在東京、在上海還接到他幾封來信。我現在記不清楚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還是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他來過上海,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過“黎德瑞先生”。他寫下一個地址,在北四川路,是他妹妹的家。當時有不少的日本人住在北四川路,但我在日本時,他妹妹不會在上海,否則他一定告訴我。我按照他留的地址去看他,約他出來到南京路永安公司樓上大東茶室吃了一頓晚飯。我們像老朋友似地交談,也回憶起在橫濱過的那些日子。
他似乎並未懷疑我的本名不是“黎德瑞”,也不打聽我的生活情況,很容易地接受了我所講的一切。他的精神狀態比從前開朗,身體也比從前好。我偶爾開玩笑地問他:“還是那樣虔誠地念經吧?”他笑笑,簡單地回答了一句:“那是過去的事情了。”他不曾講吓去,我也沒有追問。我知道他沒有“跳進深淵”就夠了。以後我還去看望他,他不在家,我把帶去的禮物留下便走了。他回國後寄來過感謝的信。再後爆發了戰爭。抗戰初期我發表兩封《給日本友人》的公開信,受信人“武田君”就是他。一九四○年我去昆明、重慶以後,留在上海的好幾封武田君的信全給別人燒燬了。現在我手邊只有一幅我和他全家合攝的照片,讓我記起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人。
我在小說裡描寫了武田君住宅四周的景物。可能有人要問這些景物和故事的發展有沒有關係?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