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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我初來的時期杜宣、吳天他們正在大禮堂內排曹禺的《雷雨》，他們通常在晚上排練，我在房裡聽得見響動。

樓下還有食堂，我總是在那裡吃客飯。每天三頓飯後我照例出去散步。

中華青年會會所在東京神田區，附近有很多西文舊書店，可以說我每天要去三次，哪一家店有什麼書，我都記熟了，而且我也買了不少的舊書，全放在兩層的大壁櫥裡面。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在這裡我接觸到的日本人就只有一個會說幾句中國話的中年職員。後來我又發現幾個經常出入的日本人，胖胖的，舉動不太靈活，卻有一種派頭。我向別人打聽他們是什麼人，有人告訴我，他們是“刑事”，就是便衣偵探、特務警察之類吧。我一方面避開他們，另一方面暗中觀察他們。

我的觀察還沒有取得一點結果，我就讓這些“刑事”抓到警察署拘留所去了。這是後話，我下面就要談到它。

到了東京，我對西文舊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買了書回來常常看一個晚上，卻不怎麼熱心學習日語了。不過我還是到樓下辦公室報了名，聽陳文瀾講日語課。我記得是念一本島木健作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說，他的講解還不錯，只是我缺少複習的時間，自己又不用功，因此我至今還不曾學好日語。

回想起來，我實在慚愧得很。

在東京我有幾個中國朋友，除了在早稻田大學唸書的廣東人外，還有兩個福建人，他們租了一幢日本房子，樓上讓給兩位中國女學生祝這些人非親非戚，這樣住著，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還有，我曾經坐省線電車到逗子，轉赴葉山去看梁宗岱、沈櫻夫婦，在他們家住過一晚。還有，卞之琳從北平到日本京都，住在一位姓吳的朋友那裡，他最近到東京來看我。還有，……我想不起什麼了。到東京以後兩個月中間我的活動大概就只有這些吧。“刑事”們一定也看在眼裡記在帳上。幸而只有這短短的兩個月，因為所謂“滿洲國皇帝”溥儀在四月初就要到東京訪問了。日本報紙開始為這場傀儡戲的上演大肆宣傳，製造輿論，首先大罵中國人。於是……一嘲大掃除“開始了。就在溥儀到來的前兩天，大清早那個同福建人住在一起的四川女學生來找，說我那兩個福建朋友半夜裡給帶走了。”刑事“們在他們那裡搜查了一通。

她講了些經過的情形，要我注意一下。她走後我就把自己的書稿、信件檢查了一番。兩個福建人中姓袁的和我較熟，我是一九三○年第一次去晉江時認識他的。我抽屜裡還有他的來信，連忙找出撕毀了。我也把新買的西文舊書稍稍整理了一下。

這樣忙碌了之後，我感到疲乏，便躺倒在床上。腦子哪裡肯休息，我就利用這一段空閒時間清理思想，把我在日本編造的自己的經歷和社會關係也好好理一下，什麼事該怎麼說，要記清楚，不能露出破綻。我也回憶了梁宗岱夫婦的事和卞之琳到東京看我的事。我想，要是他們問起，我全可以老實地講出來，用不著害怕。

吃過中飯以後我仍然照常逛西文舊書店。晚飯後我也到舊書店去。吃晚飯時我看見那個姓“二宮”的胖胖的“刑事”，但一下子就不見了。我從食堂出來，瞥見他和另一個“刑事”從樓梯上去。我心想：他們上來幹什麼？我考慮一下，才慢慢地走上樓。他們卻不聲不響地下來了。我警告自己：夜裡要當心埃這一夜我心不定，書也看不進去。我估計“他們”會來找我，但是我希望“他們”不要來。我又把信件檢查了一番，覺得沒有什麼破綻，把心一橫就上床睡了，這時我們這裡非常安靜，不過十點多鐘，我也出乎意外地睡得很好。

忽然我從夢中驚醒了。我朝房門看，門開了，接著電燈亮了，進來了五個人，二宮就在其中。“他們”果然來了。我馬上跳下床來。於是“他們”開始了搜查：信抽出來看了；壁櫥裡的書也搬出來翻了。他們在我這個小房間裡搞了一個多小時，然後叫我鎖上門跟他們一起到警察署去。

在警察署裡開始了“審訊”，審訊倒也簡單，“問官”要問話，我早就猜到了，梁宗岱、卞之琳、葉山、京都……“他們”在我的答話裡抓不到辮子，不久就結束了“審訊”，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們那裡睡一晚，就把我帶到下面拘留所去，從凌晨兩點到下午四點，整整關了十四個小時。

從我半夜裡睜開眼睛看見“他們”推門進來，到我昂頭走出神田區警察署，“看見落日的餘光”，這其間的經過情形，我詳細地寫在短篇《人》裡面了，沒有必要在這裡重述。不過我應當提說一下，這不是我初來東京時計劃寫的那個短篇。

它是作為一篇散文或者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