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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她最後一次進手術室之前她才說過這樣一句：“我們要分別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並沒有好好地幫助過她。她比我有才華，卻缺乏刻苦鑽研的精神。我很喜歡她翻譯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說。雖然譯文並不恰當，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風格，它們卻是有創造性的文學作品，閱讀它們對我是一種享受。她想改變自己的生活，不願做家庭婦女，卻又缺少吃苦耐勞的勇氣。她聽一個朋友的勸告，得到後來也是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葉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學》“義務勞動”，也做了一點點工作，然而在運動中卻受到批判，說她專門向老作家組稿，又說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徑，要求參加“四清”運動，找人推薦到某銅廠的工作組工作，工作相當忙碌、緊張，她卻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邊的時候，她也被叫回作家協會參加運動。她第一次參加這種急風暴雨般的鬥爭，而且是以反動權威家屬的身份參加，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她張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擔心，又為兒女的前途憂慮。她盼望什麼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們離開了她，“同事們”拿她當作箭靶，還有人想透過整她來整我。她不是作家協會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員，可是仍然被“勒令”靠邊勞動、站隊掛牌，放回家以後，又給揪到機關。過一個時期，她寫了認罪的檢查，第二次給放回家的時候，我們機關的造反派頭頭卻通知里弄委員會罰她掃街。她怕人看見，每天大清早起來，拿著掃帚出門，掃得精疲力盡，才回到家裡，關上大門，吐了一口氣。但有時她還碰到上學去的小孩，對她叫罵“巴金的臭婆娘”。我偶爾看見她拿著掃帚回來，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負罪的心情，這是對她的一個致命的打擊。不到兩個月，她病倒了，以後就沒有再出去掃街（我妹妹繼續掃了一個時期），但是也沒有完全恢復健康。儘管她還繼續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並不曾看到我恢復自由。這就是她的最後。然而這絕不是她的結局。她的結局將和我的結局連在一起。

我絕不悲觀。我要爭取多活。我要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最後一息。在我喪失工作能力的時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蕭珊翻譯的那幾本小說。等到我永遠閉上眼睛，就讓我的骨灰同她的攙和在一起。

第十輯：心中的“文革”博物館

我的噩夢

十年“文革”中我白白地浪費了那麼多寶貴的時間，卻得到一身的後遺症。這兩天天剛亮在病房中陪伴我的女婿就對我說：“你半夜又在大叫。”他講過三次，這就是說三天我都在做噩夢。

我一生做過太多的夢。但是噩夢做得最多的時期是“文革”期間。現在還應當加一句：和“文革”以後。這樣說，並非我揪裝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

在以前的“隨想”中我講過，我怎樣在夢中跟鬼怪戰鬥，滾下床來。後來我又講我怎樣將牽引架當作堂·吉訶德的風車。在夢中我還受到魔怪的圍攻，無可奈何地高聲呼救。更可怕的是，去年五月我第一次出院回家後患感冒發燒，半夜醒在床上，眼睛看見的卻是房間以外的夢景。為了照顧我特意睡在二樓太陽間的女兒和女婿聽見我的叫聲，吃驚地來到床前，問我需要什麼。我愣愣地望著他們，吞吞吐吐半天講不清楚一句話。我似清醒，又似糊塗，我認得他們，但又覺得我和他們之間好像隔了一個世界。四周有不少柵欄，我接近不了他們。我害怕他們走開，害怕燈光又滅，害怕在黑暗中又聽見虎嘯狼嚎。我掙扎，我終於發出了聲音。我說：“小便”，或者說：“翻身”，其實我想說的是“救命”。但是我發出了清晰的聲音，周圍刀劍似的柵欄馬上消失了。我疲倦地閉上了眼睛，孩子們又關上燈放心地讓我休息。

第二天午夜我又在床上大叫，夢見紅衛兵翻過牆，打碎玻璃、開門進屋、拿皮帶打人。一連幾天我做著各種各樣的噩夢，以前發生過的事情又在夢中重現；一些人的悲慘遭遇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幸而藥物有靈，燒退得快，我每天又能夠斷續地安靜地睡三四小時，連自己也漸漸地感覺到恢復健康大有希望了。

然而跟噩夢作鬥爭我只有失敗的經驗。不說做夢，單單聽到某些聲音，我今天還會打哆嗦。有一個長時期，大約四五年吧，為了批鬥我先後成立了各種專案組、“批巴組”，“打巴組”成員常常調來換去，其中一段時間裡那三四個專案人員使我一見面就“感覺到生理上的厭惡”。我向蕭珊訴過苦，他們在我面前故意做出“獸”的表情。我總覺得他們有一天會把我吞掉。我果然夢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