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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吃過中飯就去接替。沒有想到我們剛剛端起飯碗，就得到傳呼電話，通知我女兒去醫院，說是她媽媽“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靂。我和我女兒、女婿趕到醫院。她那張病床上連床墊也給拿走了。別人告訴我她在太平間。我們又下了樓趕到那裡，在門口遇見表妹。還是她找人幫忙把“嚥了氣”的病人抬進來的。死者還不曾給放進鐵匣裡，送進冷庫，她躺在擔架上，但已經給白布床單包得緊緊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見她的名字。我彎下身子，把那個還有點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幾下，一面哭著喚她的名字，不過幾分鐘的時間。這算是什麼告別呢？

據表妹說，她逝世的時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經對錶妹說：“找醫生來。”醫生來過，並沒有什麼。後來她就漸漸地“沉入睡鄉”。表妹還以為她在睡眠。一個護士來打針，才發覺她的心臟已經停止跳動了。我沒有能同她訣別，我有許多話沒有能向她傾吐。她不能沒有留下一句遺言就離開我。我後來常常想，她對錶妹說“找醫生來”，很可能不是“找醫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這樣稱呼我）。為什麼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裡人都不在她身邊，她死得這樣淒涼。

我女婿馬上打電話給我們僅有的幾個親戚。她的弟媳趕到醫院，馬上暈了過去。三天以後在龍華火葬場舉行告別儀式。她的朋友一個也沒有來，因為一則我們沒有通知，二則我是一個審查了將近七年的物件。沒有悼詞，沒有弔客，只有一片傷心的哭聲，我衷心感謝前來參加儀式的少數親友和特地來幫忙的我女兒的兩三個同學，最後我跟她的遺體告別，女兒望著遺容哀哭，兒子在隔離病房還不知道把他當作命根子的媽媽已經死亡。值得提說的是她當作自己兒子照顧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從北京趕來只為了看見她的最後一面。這個整天同鋼鐵打交道的技術員，他的心倒不像鋼鐵那樣。他得到電報以後，他愛人對他說：“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遠安定不了。”我在變了形的她的遺體旁邊站了一會。別人給我和她照了像。我痛苦地想：這是最後一次了，即使給我們留下來很難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視這個鏡頭。

一切都結束了。過了幾天我和女兒、女婿到火葬場，領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後，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裡。有人勸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寧願讓骨灰盒放在我的寢室裡，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夢魘一般的日子終於過去了。六年彷彿一瞬間似的遠遠地落在後面了。其實哪裡是一瞬間。這段時間裡有多少流著血和淚的日子埃不僅是六年，從我開始寫這篇短文到現在又過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經常在火葬場的大廳裡默哀，行禮，為了紀念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們不能把個人的智慧和才華獻給社會主義祖國，我萬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紗，插上紙花的同時，我也想起我自己最親愛的朋友，一個普通的文藝愛好者，一個成績不大的翻譯工作者，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裡有我的淚和血。

她是我的一個讀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見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們兩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們在貴陽結婚。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不到二十，對她的成長我應當負很大的責任。她讀了我的小說，給我寫信，後來見到了我，對我發生了感情。她在中學唸書，看見我以前，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回到家鄉住了一個短時期，又出來進另一所學校。倘使不是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談了八年的戀愛，後來到貴陽旅行結婚，只印發了一個通知，沒有擺過一桌酒席。從貴陽我和她先後到了重慶，住在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門市部樓梯下七、八個平方的小屋裡。她託人買了四隻玻璃杯開始組織我們的小家庭。她陪著我經歷了各種艱苦生活。

在抗日戰爭緊張的時期，我們一起在日軍進城以前十多個小時逃離廣州，我們從廣東到廣西，從昆明到桂林，從金華到溫州，我們分散了，又重見，相見後又別離。在我那兩冊《旅途通訊》中就有部分這種生活的記錄。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評我：“這算什麼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後，另一位朋友認為我不應當把它們也收進去。他們都有道理，兩年來我對朋友、對讀者講過不止一次，我決定不讓《文集》重版。

但是為我自己，我要經常翻看那兩小冊《通訊》。在那些年代，每當我落在困苦的境地裡，朋友們各奔前程的時候，她總是親切地在我的耳邊說：“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我在你身邊。”的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