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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怎樣結束就怎樣結束，我寫散文從來就是這樣。但絕不是無病呻吟。住下來的頭兩個月我的生活相當安適，除了蕭珊，很少有人來找我。蕭珊在西南聯合大學唸書，暑假期間，她每天來，我們一起出去“遊山玩水”，還約一兩位朋友同行。武成路上有一間出名的牛肉鋪，我們是那裡的常客。傍晚或者更遲一些，我送蕭珊回到宿舍，早晚我就在屋子裡寫《火》。我寫得快，原先發表過六章，我在上海寫了一章帶出來，在昆明補寫了十一章，不到兩個月就把小說寫成了。雖然不是成功之作，但也可以說是一個意外的收穫。對這本書的完成，盧先生給我幫了不少的忙，他不但替我找來在《文叢》上發表過的那幾章，小說脫稿以後他還抄錄一份寄往上海。我住在武成路的時候，他早晚常來看望。後來敵機到昆明騷擾、以至於狂炸，他們夫婦還約我（有時還有蕭珊）一起到郊外躲警報。我們住處離城門近，經過一陣擁擠出了城就不那麼緊張了。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郊外躲了兩個鐘頭，在草地上吃了他們帶出去的午餐。

我在《靜寂的園子》裡還提到這件事。

這次在昆明我寫的散文不過寥寥幾篇，但全都和敵機轟炸有關，都是有感而發的。幾篇隨感和雜文給我編在雜文集《無題》裡面了。書在《龍·虎·狗》中的就只有我前面講過的那兩篇（《靜寂的園子》和《狗》）。有些數字在我的腦子已經模糊。我說不清楚我是在十月下旬的哪一天去重慶的，只記得是沈從文同志介紹一位在歐亞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查阜西同志吧？）替我買的飛機票。我離開昆明的時候，日本侵略軍對這個城市正在進行狂轟濫炸。日本帝國主義終於擠進了越南（河口鐵橋早已炸斷），他們的飛機就是從越南飛來的。

對於和平城市的受難，我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在廣州，下半年在桂林，生命的毀滅、房屋的焚燒、人民的受苦，我看得太多了。但是這一切是不是就把中國人民嚇倒了呢？是不是就把中國知識分子嚇倒了呢？當然沒有。上飛機的前一兩天，我和開明書店的盧先生閒談，我笑著說：“我們都是身經百炸的人。”他點頭同意。

他的經驗更豐富。前一兩年他坐公路車在貴陽附近翻車，左膀跌斷，在中央醫院治療，左膀上了石膏給綁在架上，發了警報後他不便下洞躲避，人們給他一把剪刀，準備在危急的時候剪斷綁帶逃命。貴陽市遭大轟炸時，他正在醫院裡，他不但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膀子。關於他，我還有話可說。以前我只聽見別人談起他，例如翻車斷臂的事。在昆明我們才是第一次見面（也有可能他在上海見過我）。聽說他本來研究我國古代文學，在上海開明書店擔任編輯一類職務，他的岳父是知名的學者，他的妻子也研究中國文學，不知道怎樣他給派到昆明當了分店經理，可能因為他能幹，可能因為他可靠。那個時候開明書店發行教科書，銷售量大，做一名分店經理，只要不是傻瓜，就不會放過發財的機會，他的生活條件可以不斷改善。他們夫婦一直待在昆明。全國解放後他們的情況有改變，後來開明書店與中國青年出版社合併，我就沒有再看見他。一九五七年聽說他們夫婦給戴上了“右派”帽子，從此什麼都完了。果然不到幾年，就聽說他們都死了。我不曾仔細打聽過他們的遭遇，也不知道向哪裡打聽方便、可靠，而且我沒有精力和時間。現在蕭珊已經逝世，孩子們都是新時代的人，我即使談起武成路玻璃屋子的情況，家裡也沒有人感興趣了。但是想到那個“身經百炸”的人的歸宿，我覺得十分難過，但願有人為這一對亡靈摘去沉重的“帽子”，讓他們在泉下得到安息。

我第二次到昆明在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七月，也是為了看望蕭珊。她已經搬出聯大宿舍，和幾個同學在先生坡租了房子，記得是樓上的三間屋子，還有平臺。我一九四三年在桂林寫《火》第三部時，常常想起這個住處，就把它寫進小說，作為那個老基督徒田惠世的住家。“這是一排三間的樓房，中間是客廳，兩旁是住房，樓房外有一道走廊，兩間住房的窗外各有一個長方形的平臺，由廊上左右的小門出入。”

樓下住著抽鴉片煙的房東。蕭珊她們三個女同學住裡面的一間，三個男同學住外面的一間。我來的時候，蕭珊的一個女同學和兩個男同學剛去路南縣石林參觀，她留下來等我，打算邀我同去。誰知我一到昆明，就發燒、頭昏、無力，不得不躺下來一連睡了幾天。有兩天放了空襲警報甚至緊急警報，我跑不動，蕭珊堅持留下陪我。敵機好久不來轟炸，大家也就大意了，這兩次敵機都沒有投彈，我們也不曾受驚。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