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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後（因為正碰到雨季，這中間下了一個月的雨），敵機在這附近扔了炸彈，那天警報解除，我們從郊外回來，樓上三間屋子滿地碎磚斷瓦，倘使我躺在床上不出去，今天就不能在這裡多嘴了。

我第二次來昆明遇到的轟炸，是在《龍·虎·狗》已經編成、原稿寄往上海之後，因此收在《龍·虎·狗》裡的十九篇散文中沒有一篇描述炸後昆明的情況。《龍·虎·狗》的序是在八月五日寫的，當時我還在埋怨“差不多天天落雨”，說“聽到淅瀝的雨聲……真叫人心煩”。還說：“這雨不知要下到哪一天為止。”但正是這雨使我能夠順利地寫成這些文章、編成集子。在這落雨的日子裡我每天早晨坐在窗前，把頭埋在一張小書桌上，奮筆寫滿兩三張稿紙，一連寫完十九篇。題目是早想好了的：《風》、《雲》、《雷》、《雨》；《日》、《月》、《星》；《狗》、《豬》、《虎》、《龍》；《醉》、《生》、《夢》、《死》；、《死去》、《傷害》、《祝福》、《拋棄》（只有最後四個略有改動）。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愛憎。對每個題目，我都有話要說，寫起來並不費力。我不是在出題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讀者見面。好像我扭開了龍頭，水管裡暢快地流出水來。那些日子裡我的生活很平靜，每天至少出去兩次到附近小鋪吃兩碗“米線”，那種可口的味道我今天還十分懷念。

當然我們也常常去小飯館吃飯，或者到繁華的金碧路一帶看電影。後來蕭珊的同學們遊罷石林歸來，我們的生活就熱鬧起來了。雖然雨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一些不便（我們不是自己燒飯，每天得去外面餵飽肚子；雨下大了，巷子裡就淹水；水退了，路又滑，走路不小心會摔倒在泥水地上，因此早晚我不外出），可是在先生坡那座房子的樓上我感到非常安適，特別是在早晨，我對著窗外的平臺，讓我的思想在過去和未來中海闊天空地往來飛騰。當時並沒有人號召我解放思想，但我的思想已經習慣了東奔西跑、橫衝直撞。它時而進入回憶、重溫舊夢，時而向幻想叩門，闖了進去。在我的文章裡回憶和理想交替地出現。在我的筆下活動的是我自己的“意志”。

我在當時是沒有顧慮的。我寫《龍·虎·狗》，我說：“我在地上拾起一塊石子，對準它打過去。……從此狗遇到我的石子就逃。”我說：“死了以後還能夠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這樣的猛獸應該是值得我們熱愛的吧。”我又說：“龍說：‘我要乘雷飛上天空。然後我要繼續去追尋那豐富的充實的生命。’”為了人民，放棄自己的利益，這就是生命的“開花”。

我重讀三十八年前的舊作，我覺得我並沒有講過假話，騙過讀者。

《龍·虎·狗》寫成後在上海和重慶各印過兩版，印數不會多。後來我把它編在《文集》第十卷中，抽出了一篇《死去》，這並無深意。自從一九二九年我發表《滅亡》以來，挨的罵實在不少，彷彿我闖進文壇，引起了公憤。我當時年少氣盛，又迷信科學，不相信諸葛亮會罵死王朗，因此不但不服，而且常常回敬幾句。在這篇散文裡我夢見自己死去給埋葬以後，人們在墓前“舉行大會，全體圍繞棺蓋站立，來一個集體唾罵”。他們劈開棺材進行批判，我忍受不了，忽然坐了起來。大家嚇得大叫“有鬼”，“馬上鳥獸似的逃散了”。一九五九年我刪去這篇一九四一年的文章，還暗中責備自己的“小器”和“不虛心”。我萬萬想不到這種劈棺暴屍的慘劇在“四人幫”時期居然成了“革命的行動”。《人生蛋和蛋生人》的作者生物學家朱洗就是在死後成為“反動學術權威”，既給挖了墳，又受到批判。這樣看來我似乎成了預言家了。不過今天想想，還是刪去它為好。

現在我實在想不起來，那討厭的雨是在哪一天停止的，大約是在八月十日前後吧，因為我十八日寫了一篇叫《廢園外》的散文，講起“八月十四日的慘劇”，至少這個城市在十四日遭到轟炸，先生坡附近就落過彈，我在前面講到的樓房受震，磚瓦遍地，可能還是那天以後的事，所以散文的結尾有這樣的句子：“我應該回家了，那是剛剛被震壞的家，屋裡到處都漏雨。”一連幾天我中午或傍晚出去散步，經常走到那個“災區”，花園裡的防空洞中了彈，精緻的樓房只剩下一個空架子，土坡上躺著三具屍首，用草蓆蓋著，中間一張草蓆下露出一隻瘦小的泥腿，有人指著死屍說：“陳家三小姐，剛才挖出來。”難道我沒有看夠這樣的慘劇？在我這年年底寫成的《還魂草》裡也有少女的死亡，那是在重慶沙坪壩發生的事情，我寫得比較詳細，真真假假，揉在一起。可是在一千多字的《廢園外》中“帶著旺盛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