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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以後我們就由河口鐵橋進入中國境內。在“孤島——上海”忍氣吞聲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關那個廳裡看夠了法國官員的橫暴行為，現在踏上我們親愛的祖國的土地，我的激動是可以想象到的。我們在河口住進了客棧，安頓了行李，就到雲南省出入境檢查機關去登記。這機關的全名我已經忘記，本來在一九四○年我用過的護照上蓋得有這機關的官印，護照我一直儲存著，但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上海作家協會的“造反派”在抄家的所謂“革命行動”中，從我家裡拿走後就像石沉大海，因此我連這一段“回憶”差一點也寫不出來。機關的衙門並不堂皇，官員不多，然而他們有權威。他們檢驗了護照，蓋了印，簽了字，為首的官員姓楊。大家都給放過了，只有我一個人遇到了麻煩。我的護照上寫明：“李堯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歲，書店職員。”長官問我在哪一家書店工作，我答說“開明書店”。他要看證件，我身上沒有。他就說：“你打個電報給昆明開明書店要他們來電證明吧。”他們把護照留了下來。看情形我不能同大家一起走了。同行的人感到意外，對我表示同情，彷彿我遭到什麼不幸似的。我自己當然也有些苦惱，不過我還能動腦筋。我的箱子裡有一張在昆明開明書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條。是上海開明書店寫給我的。我便回到客棧找出這張便條，又把精裝本《秋》帶在身邊，再去向姓楊的長官，說明我是某某人，給他看書和便條。這次他倒相信，不再留難就在護照上蓋了英簽了名，放我過去了。

這是上午的事。下午楊先生和他兩位同事到客棧來找我，我正在街上散步，他們見到商行副經理，給我留下一張字條，晚上幾點鐘請我吃飯，並約了我那兩位同行者作陪。到了時候三位主人又來客棧寒暄一通，同我們一起大搖大擺地走過鐵橋，拿出準備好的臨時通行證進入越南老街，在一家華僑酒家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飯後我們有說有笑地回到河口，主人們還把我們送到客棧門口，友好地握手告別。第二天早晨我就離開那個一片原始森林的小城，以後再也沒有同那三位官員見面，他們也沒有給我寄來過片紙隻字。他們真是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了，但是在老街過的那一兩個鐘頭，今天回想起來還覺得愉快。

從河口去昆明仍然是白天行車，晚上宿店，我們還是集體活動，互相照顧，因此很順利地按時到達了終點站。蕭珊和另一位朋友到月臺來接我，他們已經替我找到了旅館。同行者中只有那位輪船公司職員後來不久在昆明同我見過一面，其餘的人車站匆匆一別，四十年後什麼也沒有了，不論是面貌或者名字。

我在旅館裡只住了幾天。我去武成路開明書店取款，見到分店的負責人盧先生。閒談起來，他說他們租得有一所房屋做棧房，相當空，地點就在分店附近，是同一個屋主的房屋，很安靜，倘使我想寫文章，不妨搬去小祝他還陪我去看了房子。是一間玻璃屋子，坐落在一所花園內，屋子相當寬敞，半間堆滿了書，房中還有寫字桌和其他傢俱。我和盧先生雖是初次相見，但我的第一本小說（《滅亡》）和最近一本小說（《秋》）都是在開明書店出版的，開明書店的職員都知道我，因此見一兩面，我們就相熟了。我不客氣地從旅館搬了過去，並且受到他們夫婦的照料（他們住在園中另一所屋子裡），在那裡住了將近三個月，寫完了《火》的第一部。

我在武成路住下來，開始了安靜的寫作生活，這對我也是意外，我在上海動身時並沒有想到在昆明還能找到這樣清靜的住處。《靜寂的園子》和《狗》就是在這裡寫的。我坐在玻璃屋子裡，描寫窗外的景物和我的思想活動，我見什麼就寫什麼，想到什麼就寫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