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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上素貞從香港寫給文淑的一封信，說明她在上海同朋友們一起營救劉波出獄後結了婚，又陪著“遍體傷痕”的丈夫到香港休養，準備等劉波病好就一同到前線工作。她在信裡解釋這所謂前線就是“如今一般人朝夕嚮往的那個聖地”。就是說延安。文淑在覆信中也說“三四天後就要動身到前方去”，也就是到“那個‘聖地’去”。國外有些讀者和評論家對我這種改法不滿意，說我“迎合潮流”，背叛了過去。我不同意他們的說法。幾十年來我不斷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因為我的思想不斷地在變化，有時變化小，有時變化大。我不能說我就沒有把作品改壞的時候，但是我覺得《火》第三章的結尾改得並不壞，改得合情合理。當時人們唯一的希望就在那裡，這是事實。只有這樣地結束我的所謂《抗戰三部曲》（儘管我寫的只是一些側面），才符合歷史的真實。當然我在後記的腳註中也說：“這個小小的改動並不能彌補我這本小說中存在的大缺點。”這是真心話，不過我仍然要重複我說過的那句話：作品不是學生的考卷，交出去就不能改動。按照“四人幫”的邏輯，一個人生下來就壞，一直壞到死，或者從誕生到死亡，這個人無事不好。所以那個時期孩子們在銀幕上甚至在生活中看見一個陌生人，就要發問：好人？壞人？不用說，文淑和素貞都是好人吧。

第三部中另外一個主人公田惠世也是好人。這是我一個老朋友，我把這個基督徒寫進我的小說，只是由於一樁意外的事情：他的病故。他大概是患肺炎去世的。他自己懂一些醫理，起初自己開方吃藥，病重了才找醫生，不多久就逝世了。當時他的夫人帶著孩子來到他的身邊，就住在我的隔壁。

看見這位和我一起共過患難的年長朋友在我眼前死去，我感到悲傷。參加了朋友葬禮後兩個多月，我開始寫《火》的第三部，就把他寫了進去，而且讓他佔了那麼多的篇幅。我在一九六○年一月修改小說的《尾聲》時，曾經寫道：“我們之間有深厚的感情。這感情損害了我的寫作計劃。……我設身處地替他想得太多了。”我在小說裡借用了那位亡友的一部分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我想寫一個宗教者和一個非宗教者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可是沒有成功。我的思想混亂，我本來想駁倒亡友的說教（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每頓飯前都要暗暗祈禱，我發覺了常常暗笑），可是辯論中我遷就了他，我的人道主義思想同他的合流了。我不想替自己辯護，我的舊作品人道主義和愛國主義差不多佔同樣的地位。在這一點上蕭珊也有些像我。所以小說裡年輕姑娘馮文淑同老基督徒田惠世作了朋友，馮文淑甚至答應看《北辰》的校樣，暫時到北辰社幫忙。《北辰》是田惠世的刊物。刊物的真名就是前面提到過的《宇宙風》，它是林語堂創辦的。林語堂後來帶了全家人移居美國，把他哥哥從福建請到上海代管他的事業。他的哥哥原是教師兼醫生，在上海參加了《宇宙風》的編輯工作，名叫林憾廬。《宇宙風》本來還有一個合作者，後來在香港退出了。林憾廬在上海和香港都編印過這個散文刊物，一九四二年他第二次到桂林又在那裡復刊了它。我一九四○年在上海，一九四二年在桂林都為《宇宙風》寫過散文和旅途雜記。一九三九年蕭珊也在這個刊物上用“程慧”的筆名發表了幾篇散文。她第一次拿到稿費，便買了一隻立燈送給母親，她高興地說這是用自己的勞動換來的錢買的。她初到昆明，寫了一篇旅途通訊，敘述經海防去內地沿途的情況，也刊在《宇宙風》上。一年後我踏著她的腳跡到昆明，雖然形勢改變，但我的印象和她的相差不遠，我就沒有寫什麼了。

我和林憾廬相處很好，我們最初見面是在泉州關帝廟黎明高中，那一天他送他的大兒子來上學，雖然談得不多，但我瞭解他是個正直、善良的人，而且立志改革社會，這是一九三○年的事。以後我和他同在轟炸中過日子，同在敵人迫害的陰影下寫文章，做編輯工作，產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辦的刊物，質量不高，但在當時銷路不算少，他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我至今還懷念他。他很崇拜他的兄弟，聽他談起來林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