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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一起考慮,誰行呀?我們要為這個想些辦法。他究竟想要什麼?”
“孫尼,我只是在聽,不說是,也不說不是,什麼都不說。現在3個賽狗場,每個場子開業4個月,因此,他們互相聯合在一起。你現在又提出搞個場子,如果沒有人出來控制一下全域性,他們肯定會和另外那3個賽場有糾紛。所以他實際想的東西就是要有許可證。”
我說:“要麼有個人能與坦帕的人坐在一起。”
“下次我見到坦帕的人,我來向他說明情況,看他怎麼說。如果他說:‘好啊,你們幹吧。’那你們就幹,誰也不會找你們麻煩。不過,要是他說:‘注意,我已經有了3個場子,還要第4個幹什麼?’那就吹了,因為你要對他表示尊重。我們給那個副官400塊錢,他可高興?”
“啊,高興,”羅西說。“我一直都在給他錢——200塊、300塊地給。”
“我指的是那一個晚上。”
“拉斯維加斯之夜?啊,他高興。”
“我們要對他說,在幾個星期以內,我們要搞另外一個場子。我要把我的弟兄們帶來,兩個弟兄管雙骰子賭檯。這麼幹,可能我們這一次真能弄大錢。”
家裡打來了一個又一個的電話,表示不滿。“你什麼時候回家?你為什麼不回家?”
我總要同女兒們一個一個地談話,問問學校的情況,她們是不是養肥了馬——她們養了3匹馬,放在路邊的牲口棚裡。她們關心的主要是我什麼時候回家。我妻子總是說:“喬,你幹些什麼事兒,給我說一點吧。說一說你在什麼地方,講一講你幹些什麼事,我知道了心裡也舒服些。別讓我心煩意亂了。”
我總要給她講一些情況。如果孩子們為我擔心,我就說:“沒什麼可擔心的。那幫傢伙蠢得要命,連紙袋子包住他們,他們都不知道怎麼出來。”
開支問題,家裡的事,孩子的事,這些問題我樣樣都無能為力。這裡的事兒太多,佛羅里達那裡來來往往的人不停,弄得我7個星期都沒能回家。
我大女兒畢業了,我回了家,那是在6月份的第一個週末。我是個陌生人。一個月前,我妻子刈草時踝部跌傷了,縫了6針。這事兒她沒有提過。我的女兒們染上了一些不好的習慣——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習氣,只是令人沮喪,因為我不在家,沒能及時處理。有一次我獨自一人,用拳頭把臥房門敲得咚咚響。
我妻子為我女兒畢業搞了一次很像樣的便餐宴會。我母親在,她母親也在。我感到很不自在,連話也不怎麼說。我像是和家裡人隔了多少年一樣。
後來我妻子說:“今天是你女兒的畢業的日子,你把別的暫時就拋開吧,要高興一點,別那麼一副面孔。”
由於孫尼和勒菲蒂要到佛羅里達那兒去,所以我還得返回那裡。他們已經安排好了要和特拉弗坎特會談。我在家裡待了3天。我妻子說:“你情緒一直很壞。”她沒有問是什麼原因,要是真問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6月3日,星期二早上,她送我到了機場。這天是我們結婚19週年紀念日。
我到了坦帕以後,我打電話回家,對於我在家時表現的不好情緒表示了歉意。
孫尼帶著女朋友朱迪和勒菲蒂一道趕來,在塔希提汽車飯店登了記。孫尼要等電話,聽特拉弗坎特安排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見。我們在游泳池一帶溜達。
第二天他接到了電話,要他在當天晚上8點會見特拉弗坎特。他要我在6點45分去接他。他說:“我想去早一點,對那個地方熟悉一下,看看有什麼異常沒有,有沒有警察。”
布拿諾家族的最高副官要和佛羅里達的最大老闆相見,聯邦調查局派出了一個監視組。
我用的是羅西的車,因為那車的車箱裡裝了拿格拉錄音機。我讓孫尼上了車。勒菲蒂沒有跟他去。
“我們到巴巴斯去,”他說,意思是指塔彭斯普林斯那裡的飯店。“他連名稱都不提。他沒有必要提。他只是說:‘今晚我想吃點希臘味。’我就說:‘我知道你說的地方了。’”
大約在7點15分,我們到達了飯店。我們待在酒吧裡,喝點飲料。孫尼漫不經心地仔細打量周圍。
“這位夥計怎麼認識你的?”我問。
“上週我在紐約見到了他。我一直在設法解決這件事。他在那裡。史蒂夫多年前就認識了他。史蒂夫把我介紹給了他。”
大約7點30分,孫尼說:“好吧,多尼,你可以走了,回到俱樂部去。到要車的時候我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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