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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尼說。“他們害怕。可是當老闆發話，叫他閉上嘴，不准他對我說三道四，他站了起來。現在我回來了，整個局面有了變化。現在我們有了權，這才把他要過來。”

“他很聽從命令，這事兒也不能有兩種選擇。”

“可是你，什麼話也別同他說。他媽的口袋裡裝著兩種酒——你看，他正設法幫助你，但同時也在傷害你。你看，現在什麼都是政治。5年前，我向你表示過敬意，我口袋裡放著兩把槍，誰要是罵我，我就對誰。可是今天不能那麼幹了。今天得坐下來，一步一步地幹。”

“說得對，”我和羅西都這麼說。

“今天你周圍都是些年輕人，一個個都比獅子還壯實。而那些老傢伙，搞了個七老八十的頭兒。七八十歲的老頭哪能和我的人相比，因為他那個時代不過20來年的經驗，而我這個時代有50多年的經驗。我們生活在現代，而不再是那種老黃曆了。可就是這一點，他們偏偏不懂。”

“說得不錯，”我們說。

“比如說，像牛仔褲，誰會認為是什麼好東西？可是一個年輕人就想到牛仔褲，看到牛仔褲可以賺錢。那一幫老傢伙一輩子也不會穿牛仔褲。他們的腦筋停滯了。我還告訴你們，那些蹲過牢房的人，我還得每個星期給他一百、兩百的，他們一個子兒也掙不到。那些噴著雪茄、戴著戒指的這幫大人物把錢都吞下去了。如今的形勢變了。”

“正是這樣，”布比說。他目光轉來轉去，在打量著來往的一些行人。“那些金髮碧眼的女人，有人和她們在一起，到這兒來是幹什麼的？”

我說：“我看，他們純粹是走走轉轉的。”

羅西離開桌旁，出去了一會兒。孫尼對我講了更多一些情況，因為他把羅西仍然視作外人。

我告訴孫尼：“我們的朋友，那個警察，給託尼介紹了一個夥計，此人有些捕魚蝦的船，他用這些船運可卡因和大麻。”

“是那位副官把這個夥計介紹給了你們，讓他作聯絡人嗎？”孫尼問。

“是這樣。副官和這個夥計過去有一段時間在一起，保護他運大麻。那夥計什麼都幹。你明白，我們只是想見見他。我對託尼說：‘讓這個夥計一個人講，我們不想看上去迫不急待地想幹這份買賣。我們只是讓他講，看他到底想幹什麼。’那夥計說，一兩個月前，他來看過我們，他只想肯定一下，我們這些人是不是靠得住。”

“這事兒我不想同託尼談，”孫尼說。“如果我們同這位夥計要幹什麼，由你安排。如果我們弄到一份，可以在暗中進行買賣。我們在這兒待7天。無論弄到什麼錢，我們都交上去。對那個夥計說，大麻的事是好事，因為牽連的人不多。你看，我在奧蘭多那裡有一個車隊來來往往。現在，我們所要乾的就是對人要極大的信任。我只同你談，因為你是好樣的。你只向我談。”

“對。”

“那邊的一些混蛋沒有用。你誰都不要跟他們講。我和人談話總是單獨談。我們就因為談話還有兩個其他的人，我們才被人抓住。現在的紀律非常嚴格。換句話說，談話就像這樣的方式，只有你和我，因為只有我們兩個人，他們就不能咬住他，說他搞陰謀。有許多傢伙，蹲了5到7年的牢。我們不能相信任何人。我們得隱蔽一點。我們越隱蔽，我們就越靈光。”

幾天前，治安副官唐納韋向羅西提出了賽狗場的事。他想知道羅西的人是否對此有興趣。要收買某些政客。我把這事向孫尼提了出來：“那位警察告訴託尼，他的人帶了錢，看看能否在州府塔拉哈西搞到執照。他想得到幫助，讓這些事得到保護，這樣別人就不好擠進去。”

“我們完全可以保護這個夥計。我們要讓另一個家族參與，因為那個家族控制著那一帶。”

“我正是這麼看的，他就是要找這樣的聯絡。”

“對，我來解決。同時我要和我的殺手們一道去。我們聽聽託尼的想法。”他向羅西招招手，要他回到桌子旁。“我們在談論賽狗場的事。”

羅西點了點頭，說：“他擔保過，他弄了兩個人在這兒投資，每個人投資100萬。但是，他要求保護，所要的就是保護，這樣好把這些事放在一起考慮。”

“他要什麼樣的幫助？要誰的保護？”

“他來找我，因為你知道，在這兒搞賽狗場，如果沒有特拉弗坎特的允許是不可能辦到的。這不可能直接要求到。我看出來這正是問題所在。你看，他以為我能為他活動。”

“啊，是這樣，沒問題。但是，把賽場這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