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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謀取超經濟的優勢，如廣州的行商、揚州的鹽商即是，這使得正常的商業秩序久久不能建立起來。與宋代已經取得的城市經濟和工商業興旺的成就相比，明清的工商業未能達到其應該達到的水準。

雖說歷史不能重演，但我們也不妨試想一下，如果明清兩代能有合理的商稅，國家從日益擴大的商業中獲得越來越多的收入，是否會對商業採取保護或扶植的政策？在咸豐朝財政大危機之際，許多官員也有徵商稅之議。1853年，戶部也獲准擬定了具體辦法，準備先在北京試行，然後推廣到全國。但北京的商人們聞訊後紛紛以關閉相抗，市井蕭條，民眾不便，最後不得不取消。這一計劃的流產，反映了清政府主管經濟部門的官員才智低下和辦事低能。厘金的出現，應當說是彌補了商稅的不足。

從以後幾十年的歷史來看，它和關稅的蓬勃發展，使清朝財政的基礎由農業轉向商業。就這一點而論，應當說是有意義的。但是，正如紙幣代替貴金屬貨幣符合歷史方向，而無限量空頭髮行“銀票”、“寶鈔”、“京錢票”卻是極大禍害一樣；在這一時期出臺的厘金，以最大程度地榨取商人而填彌鉅額軍費空洞為目的，失去了合理性，對商業的發展有著種種不利的後果。其一，各種徵發機構龐雜，名目繁多。如厘金的發源地蘇北，在咸豐一朝，抽釐機構有江北大營、江南大營、南河總督、袁甲三軍營（為鎮壓捻軍而設）四大系統，名目有卡捐、餉捐、房捐、鋪捐、船捐等近二十種，彼此雷同，重複抽取。其二是厘卡林立，密於市鎮。如江西厘金卡局達56處，湖北厘金卡局竟曾高達480多處。

幾里幾十裡即遇一卡局，商旅難於行路。其三是各省自行規定稅率，從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十不等，一般都達到百分之四、五。由於是重複徵收，商人望而卻步，嚴重影響了商業規模的擴大和全國市場的形成。由此我們可下結論，厘金是一種惡稅。　儘管厘金是商業的毒瘤，但對各省級財政來說，卻是一大幸事。萬分窘迫的軍費難題由此得到了緩蘇。最先推行厘金的江蘇省，相當長時期內缺乏實收額的統計數字。但據當時辦理上海抽釐事務吳煦的檔案來看，僅上海一地每年就超過一百萬兩白銀，其中最大一項是對當時的禁物鴉片的抽釐，其公開的名義是“廣捐”。

湖南本為一財政小省，開徵厘金後，銀浪滾滾。湖南巡撫駱秉璋自稱每年厘金收入七八十萬至一百二十萬兩之間，但經手其事熟悉內幕的郭嵩燾卻稱超過一百四十萬兩，今人估計為近二百萬兩。�湖北的厘金更為出色，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稱，1857年至1862年，平均每年有128萬兩，曾國藩稱“歲入二百數十萬兩”，湘軍大將劉蓉稱“舉辦鹽貨厘金歲五六百萬兩”（包括鹽稅等項），今人估計為三百萬至四百萬兩之間。江西是個窮省，且長期為主要戰區，其1859年的厘金收入達一百六七十萬兩，此後四年共計為七百萬兩。

準確地估計當時厘金的絕對數額，今天已無可能性，因為當時的官吏為免得戶部提取或恐戶部在報銷軍需中作梗，有意壓小數字，且即便是壓小上報的數字，也是各時各人自報一賬。但是，如果我們注意當時官員之間的私人信件，可以看出，西戰場上的湘軍和東戰場上的江南大營、江北大營，每月幾十萬兩的開支，主要靠厘金支撐著。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究竟花去多少銀子？今天的歷史學家有一個統計，即向清中央財政正式奏銷數為億兩，實際開支數字可以肯定超過億兩，如果再加上鎮壓捻軍等其他軍費開支，僅咸豐一朝的軍費遠不止3億兩。這麼大一筆數字，沒有厘金的支援是難以想象的。因此，後來的歷史學家不停地對厘金的數額進行猜測。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羅玉東在《中國厘金史》中的估計，自1853年至1864年，平均每年1000萬兩，共計億兩。這一說法當然缺乏嚴格的史料支援，但也能揭示真相，說明事實。就我個人的估計，此一時期的厘金總額似乎超過億兩。從清朝的社會經濟結構來看，要搜斂這麼一大筆資金，只可能從商業中榨取，在農業或手工業中絕無可能性。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咸豐帝個人或戶部對此有何想法或設計，一下子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第六章　新財源：厘金湘人（6）

同湘軍一樣，厘金的出現也非源於旨意，而是由統治集團內部由下而上地興辦的。它們的共同特點是：一、在清朝國家體制之外自創制度；二、朝廷的監控權很小。這顯示了統治集團中某些個人的出色才華，也反襯出朝廷及整個官僚機器的無能無力。客觀地說來，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真正想辦一點事，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