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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其發展規模之迅速。

1854年底，欽差大臣、降調內閣學士勝保發現了厘金的特異功能，上奏宣揚其種種好處，並請下旨各地仿行：　可否請旨飭下各路統兵大臣，會同本省鄰省各督撫，會同地方官及公正紳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勸諭章程，悉心籌辦。官為督勸，商為經理，不經胥吏之手，自無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隨收隨解，他省亦暫存藩庫，為協撥各路軍餉之需。

勝保的建議中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以統兵大員為主，各地方官只是會同（他此時正任欽差大臣，為軍費所苦，頗想自行徵收）；二是以公正紳董經手（由此可擺脫地方官吏的種種牽制和侵漁）；三是以濟軍需為名，隨徵隨解（由此可不讓戶部插手，也可不上交中央財政）。其核心是在清朝國家財政稅收網路之外，另闢新的稅收體系。智商平常知識有限的咸豐帝，看到了這一奏摺，似乎沒有弄清楚勝保的真意，只是慣常地發下交戶部議復。而戶部一不識厘金之意義，二不知厘金徵收之實額（各處多有瞞報甚至不報），因而對其發展前景並不看好，只是同意各省可以試一下。

由此決定，戰區各省督撫可以針對本省情況定奪，酌量抽釐。朝廷的這一決定，將徵收厘金的權力下放到各省督撫手中，這對勝保的建策是一種修正，但對徵收的方法及標準，均無明確的規定。戶部對此並無通盤的設計，咸豐帝更是懵懂不清。他腦子裡想的只是要弄到銀子來應付缺口極大的軍費，至於銀子的來由，他不想過問，也弄不清楚。由此，各省紛起仿辦厘金。走在前列的又是建立湘軍的湖南。

1855年5月，湖南巡撫駱秉璋奏準設厘金總局於長沙，委本省鹽法道為總辦，本地紳士為會辦。湖南的做法與勝保的建策頗有相通之處，即繞開府州縣的各級官僚體系，官督商辦，將抽釐的收入直歸省級財政。繼湖南之後，以侍郎銜領湘軍在江西作戰的曾國藩，也於1855年10月奏請在江西試辦厘金。兩個月後，湖北巡撫胡林翼亦仿行於湖北。曾、駱、胡都是湘軍集團的頭面人物，為湘軍的餉需費盡了心思。他們最先看出了厘金的種種優長。此後辦行各省日多，最後發展到全國，可見下表：　1856年　四川　新疆　奉天　1857年　吉林　安徽　1858年　福建　直隸　河南　甘肅　廣東　陝西　廣西　山東　1859年　山西　1860年　貴州　1862年　浙江　1874年　雲南　1885年　黑龍江　1886年　臺灣其間勝保於1857年7月所上一折，奏請各省普遍抽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按照當時的實際做法，各省督撫只需將該省厘金的收入數與支出數，按季報戶部核查即可。也就是說，誰徵誰用，怎麼徵，甚至怎麼用，朝廷都管不著。

這下子可為枯竭的省級財政輸了血。按照清朝的財政制度，一切財政收入均歸於中央，各省、府、州、縣要弄點錢，只能在“耗羨”等名目上打主意。自1853年夏天之後，中央財政已撥不下軍費，本無正當財源的省級財政卻要負擔為數甚巨的各軍營軍費。現在總算有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徵收渠道，誰也不肯將此交到中央財政去。厘金由此成了不受中央控制的大財源，由各省督撫所把持。也就在這一時期，厘金漸漸脫離了“捐”的範圍，明確了“稅”的身份。

如果我們用今天的財經理論來劃分，厘金當屬於商稅。它的出現，有著歷史的必然。儘管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中，商稅經常成為國家的主要稅種，特別是宋代，商稅超過一千一百萬貫，成為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之一。但我們仍須看到，自明代之後，這種情況有了變化。朱元璋出身於農家，限於其個人的經歷，認識不到商業的意義，國家稅收主要為地丁錢糧，即農業稅，商稅反而減弱了。

第六章　新財源：厘金湘人（5）

清承明制，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二來自於地丁。永不加賦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擴張性。此外雖有鹽、茶、礦、關、酒、當、契、牙諸稅，但除鹽稅外，其餘稅目徵收額很小。這種落後的稅收制度，使國家財政依賴於農業。本來產出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種種名目的加增（大多為中飽，中央財政沾潤很少）受到越來越多的榨取，農民甚至地主都無力承受。而利潤頗豐的商業，卻長期處於輕稅甚至無稅的狀況。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產生了兩大嚴重後果：一是國家在商業中獲利甚微，為保證其財政收入，一直採取重農輕商的政策，傳統的農本主義的經濟思想一直占主導地位，商業得不到國家扶植反備受打擊。二是獲利的商人成為各級官吏搜刮的物件，各種陋規和攤派多取自於商人，一些商人也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