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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子去換幾張空頭官銜的黃紙。紳商遍遭勒索之後，又有官員將目光注視到在外面做過大官發過大財的回鄉在籍官員身上。這些做過真官的家庭，本來就看不起捐班，對空頭名銜毫無興趣，可無奈於地方官一再勸勒，也不得不交出部分家產。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曾國藩對前兩江總督陶澍家的逼捐，使陶家的女婿左宗棠大為光火，埋下了日後曾、左仇隙的種子。事情仍未到此為止。軍費的需求使在職官員也難於倖免。這方面最生動的事例是，1853年，太平天國北伐軍逼近北京，清軍軍費無出，戶部尚書孫瑞珍（前兩江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孫玉庭之子）被視為富戶，王公大臣在集議中派孫家捐銀三萬，孫瑞珍聞此變色，自報家產僅七萬，“若有虛言，便是龜子王八蛋”。這一場爭論幾乎弄到老拳相向。幾代儒學一品大員竟以粗俚的“龜子王八蛋”自誓，可見其惱羞成怒，也在史籍中添一笑料。

�　京官不比地方官可以刮地皮，京官的俸祿已經一減再減。如此逼勒使這位負責全國財政的高官也受累不起。第二年，孫瑞珍以病告退。當官原來是一樁賠錢的生意。儘管開捐已成為地方官斂集軍餉的主要手段，但時間越長，收益越低。道光朝中期捐一監生需銀一百餘兩，到1857年僅十七兩，捐者仍不踴躍。戰區內富紳大商已受太平軍的打擊，復遭官軍的劫搶，根本無力應付再三再四的逼捐，此處的羅掘畢竟有窮盡之時。更何況還有兩點需地方官作考慮：一是開捐終究掛著“自願”的名義，總不能帶兵入室抄尋，諫臺對勒捐多有微詞上聞，雖說咸豐帝基本不管，即便管也是裝裝門面，但畢竟不能做得太過分；二是捐銀的數量極不穩定，有時多一些，有時根本沒有，但前方軍營的開支是一個常數，不能吃了上頓還不知下頓在何方。有沒有一種強迫性且具穩定性的新財源呢？厘金由此而產生。

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輸的變種，稱為厘捐。首行區域為蘇北，創辦者為雷以諴。　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幫辦揚州江北大營軍務，主要任務是籌餉。這可是一件極難辦頂費力的差使。可他的一個幕僚錢江，當時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個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陸要衝去設關卡，對透過的貨物按其價值強行派捐（這實際上是商品過境稅，當時又被稱作“行厘”）；另對開店銷貨的各商人按銷售額強行派捐（這實際上是商業稅，當時又被稱作“坐厘”）。厘捐的交納者亦可同其他捐納者一樣，領到捐得何種功名的部照，只不過這裡面再也沒有自願的色彩了。

1853年10月，雷以諴首先在裡下河設立機構，向揚州城附近的仙女廟、邵伯、宜陵、張網溝各鎮米行派厘助餉，最初的標準是，每一石米，捐錢五十文。雷以諴一開始抱著試一試的念頭，哪裡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錢兩萬串。次年4月，他向咸豐帝報告（先斬後奏）：此種方法既不擾民，又不累商，數月以來，商民無事。他還看出了此種方法的長期穩定性，奏摺中稱：“且細水長流，源源不竭，于軍需實有裨益。”於是，雷以諴一面宣稱自己將在裡下河各州縣推行此法，一面提議由江蘇巡撫和南河總督在各自防堵的區域裡，“照所擬捐厘章程，一律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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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財源：厘金湘人（4）

（）

�咸豐帝收到這一奏摺，並沒有立即認識到此中的特別意義。他只是例行公事地認可了雷氏的做法，諭旨中說了一段極為含混的話：　粵逆（指太平軍）竄擾以來，需餉浩繁，勢不能不借資民力，歷經各路統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撫奏請設局捐輸，均已允行……（雷以諴）稱裡下河一帶辦理有效，其餘各州縣情形，想復不甚相遠……�

從這段諭旨來看，在咸豐帝的心中，厘捐與當時各省的捐納捐輸並沒有什麼區別，並用“想復不甚相遠”一語，對雷以諴之前之後的行為予以承認而已。至於雷氏的建議，咸豐帝下旨江蘇巡撫、南河總督等各就當地情形安當商酌，若事屬可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變通辦理。這是咸豐帝第一次對厘金一事的表態。

1854年5月，雷以諴收到諭旨後，便在泰州設立分局，大張旗鼓地抽釐助餉。厘金的範圍從大米一項擴大到各類糧食、家禽、牲畜、油、鹽、茶、糖、鹼、棉、絲、布、衣物、酒、漆、紙、藥材、鍋碗及各類雜貨，可以說，沒有一種商品不抽釐。此外，對銀號、錢莊亦按其營業額抽釐。江蘇巡撫、南河總督大約也在是年下半年開始設卡抽釐。其具體做法今人限於史料還難以考證清楚。但到了1855年初，有人向咸豐帝報告“大江南北捐局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