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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慣例如此格格不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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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須從當時人的世界觀念說起。在中國古代，依據儒家的經典，皇帝為“天子”，代表“天”來統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統治的地區，相對於周邊的“蠻荒”之地，為“天朝上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詩經》中的這兩句話，經常被人引用說明當時的土地制度，實際上也反映了當時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觀念，即“天下”的觀念。由於交通等原因，中國文明的圈子，主要在東亞地區，因此，中國皇帝始終自以為是“天下共主”。�這種情勢在清朝，具體表現為“天朝上國”、藩屬國、“化外各邦”的三重關係。由於清王朝前期的強盛，使周邊各國的君主，出於種種動機紛紛臣屬於中國，受清王朝的冊封，向清王朝納貢，成為藩屬國。�

對於藩屬國以外的各國，包括英國等西方國家，清朝一概視之為“化外蠻夷之邦”，在官方文書中稱為“夷”，如英、法、美三國，分別被稱為“�夷”、“�夷”、“咪夷”。根據傳統的禮儀，清王朝拒絕與非朝貢國進行正式的官方交往，只與它們有通商關係。由此，清朝在對外關係上，自認為是“天朝”，不承認有平等國家的存在，用當時人的語言，即所謂“敵國”。清政府也沒有專門辦理外交事務的機構。藩屬國的朝貢、冊封等事宜，由執掌王朝典儀的禮部來主管。而管理蒙古、西藏等事務的理藩院，其事務擴充套件至俄羅斯、廓爾喀，在清朝皇帝的眼中，這些國家似乎是藩部的延伸。乾隆末年、嘉慶末年的英使馬戛爾尼（）、阿美士德（）來華，清政府依其慣例，當作“貢使”來接待，結果鬧得不歡而散。這裡似乎說得遠了一些，但要真正瞭解咸豐帝的真實思想，卻又是不可缺少的背景材料。

鴉片戰爭失敗後，原來的中外格局已經破壞，咸豐帝的父親道光帝僅僅做了一些修補：他讓兩廣總督兼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務的欽差大臣，這既避免了中央朝廷直接與不肯朝貢的外國打交道時的難堪，也避免了外國與禮部或理藩院交涉時可能會引起的不快。而且“五口通商”的字樣，也反映出道光帝力圖將與西方各國本應多樣化的關係，限制為“通商”一項，區域上又限制於“五口”。時代變了，清朝面對的外部世界不同了，但統治集團的觀念依舊不變。咸豐帝比起他的父祖輩，在觀念上沒有進步。如果從傳統的觀念出發，我在前面提到的咸豐帝那些讓今人不可思議的舉措，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既然中國大皇帝“君臨萬國”，那麼廣東的團練與英法軍的交戰，當然可以由大皇帝所派官員出面調停。既然“天子”為“天下共主”，那麼英、法等國的地位不會高於“天朝”的一個省，廣東省與英、法交戰，江蘇省與英、法交好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就是咸豐帝輕易允諾的片面最惠國待遇等不平等條款，也可以用傳統的觀念解釋成為“天朝”大皇帝“懷柔遠人”而施予的“恩惠”，咸豐帝也不會因此而感到過多的痛苦。公使駐京，則不然。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沒有平等國家的概念，須分清天子與諸侯的關係。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即使出現了群雄並立的政治格局，那也必各自稱“正統”，視對方為“賊”，表現出“漢賊不兩立”的氣派。

第九章　公使駐京問題（5）

因此，儘管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蘇秦、張儀、晏嬰等有名的外交使節，但辦理的都是諸侯之間的外交，並且是為解決危局而臨時派出的差使；中國從來沒有過西方模式的“常駐使節”，當時的中國人甚至沒有這種概念，因為這從根本上就違反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如果我們再仔細從歷史中尋找，又會發現，常駐在對方國家京城的，只有“監國”之類的太上皇或“質子”之類的抵押人質。而這些帶兵要挾常駐北京的“夷”使，又讓咸豐帝歸於哪一類呢？如果僅僅是公使駐京，咸豐帝在如此危局之下或許也會忍了，但更要人性命的是這些駐京的公使要求面見皇帝，親遞國書！這可牽涉到自1793年馬戛爾尼使華以來一直爭執不休的禮儀問題。當時的西方人認為，對中國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是一種汙辱，表示著臣服性的宗藩關係，因而堅持用西方使節見君主的三鞠躬禮。這種禮儀之爭在今天很容易被看作一個小問題，但在當時的“天朝”是非常之事，是牽涉到大是大非的政治性原則問題。中國以儒家學說立國治國。而儒家政治學說的核心就是“禮”。“禮”在當時具有絕對重要的作用，“禮”的準確含義在今日已無對應的概念，它表示著上下等級秩序，是統治的標誌。

由於它的功能特別，以致在政府六部中專門有一個“禮”部，主持王朝的典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