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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中美天津條約》簽訂。中俄、中美簽約後，咸豐帝原以為俄、美“受恩深重”，必然會知恩圖報。6月14日，咸豐帝又收到黑龍江將軍奕山的奏摺，得知奕山與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簽訂了《璦琿條約》�，竟然在對條約內容尚未作出判斷前，指示桂良，讓他勸說俄國公使普提雅庭：　今俄國已準五口通商（指《中俄天津條約》），又在黑龍江定約（指《璦琿條約》），諸事皆定，理應為中國出力，向英、佛（法）二國講理，杜其不情之請，速了此事，方能對得住中國。�在咸豐帝看來，幾千裡外的不毛之地，比起近在咫尺的軍事威脅，自然算不上什麼。哪知這些沒有良心的“夷”人，受恩不報，表面上敷衍，背後裡卻幫助英、法，希望英、法勒索越多越好。墨跡未乾的中俄、中美《天津條約》，皆有措辭嚴密的無限制最惠國條款，英、法搶到的一切利益，俄、美都可“一體均沾”。　1858年6月22日，英國專使額爾金照會桂良，如若繼續遲疑不定，即進軍北京。6月25日，英方提交和約草案56款，“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咸豐帝聞此訊息，準備決裂開戰。桂良等人心知，開戰必遭失敗，到時更不可收拾，便不顧旨意，於6月26日與額爾金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又於6月27日與葛羅簽訂了《中法天津條約》。條約簽訂之後，桂良才上奏，力言“戰之不可者”五端，宣稱“天時如此，人事如此，全域性如此，只好姑為應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

事情已經如此，咸豐帝仍欲討價還價，桂良的奏摺又到了，轉告英、法要求援照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之先例，由皇帝在條約上硃批“依議”二字方肯退兵。到了這個時候，咸豐帝感到無力抗爭了，只能拿起硃筆，在桂良進呈《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上，分別寫上了“依議”兩個字。炮口下的談判，結果只能如此。咸豐帝胸口積鬱著一股怒氣，只能將氣撒在替罪羊身上。他下令耆英自盡，罪名是“擅自回京”。

第九章　公使駐京問題（4）

《中俄天津條約》共有12款；《中美天津條約》共有30款；《中英天津條約》共有56款，另有一專條；《中法天津條約》共有42款，另有補遺6款。從條約的內容來看，《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危害中國甚烈。由於各國條約中皆有片面無限制最惠國條款，一國所得，它國可以“均沾”，因而俄、美亦可享有英、法的同等待遇。綜合四國條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

一、公使駐在北京、覲見皇帝時用西方禮節。

二、增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即蓬萊，後改煙臺）、臺灣府（今臺南）、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今海口）、鎮江、南京為通商口岸；並約定在平定太平天國後，長江中、下游另開三埠為通商口岸。

三、外國人憑“執照”可往中國內地遊歷、通商、傳教，“執照”由各國領事頒佈，由清朝地方官蓋印。

四、修改海關稅則，減少商船船鈔。

五、賠償英國銀四百萬兩、法國銀二百萬兩。

六、對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清政府保護傳教等項，各國條約較之舊條約有了更加明細、詳備的規定。

從這麼一張單子來看，若以當時和今日國際通行的慣例和準則為標準，這些不平等條約損害中國利益最為嚴重者，仍是第四、五、六項，即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降低關稅和船鈔、戰爭賠款等內容；損害中國利益較小者，是第二、三項，即增開通商口岸、准許外國人到內地等內容。至於公使駐京，雖隱含直接向清廷施加壓力的意味，但畢竟符合國際慣例。可是在咸豐帝心目中，情況卻正好顛倒過來。他認為最可怕的，恰恰是公使駐京，其次是內地遊歷，再次是增開口岸。所謂天津談判二十多天，咸豐帝指示桂良一爭再爭，最後不惜於決裂開戰，就是為了廢置公使駐京等項。至於那些損害中國最為嚴重的條款，咸豐帝、桂良等人在大炮的威脅下倒是比較痛快地接受了。咸豐帝的觀念為何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