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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跪九叩的確是藩使見宗主的禮儀，但又不是藩使見宗主的專用禮儀。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禮，不用此禮，不是對中國皇帝輕慢嗎？咸豐帝或許已聽說了西方臣子見君主也不過三鞠躬而已，但從心底裡認定，那只是沒有教化不知尊卑犯上作亂的“夷”俗。讓朕面對一個鞠了三個躬便站著說話的“夷”使，這不僅僅是對朕個人的褻瀆，而且是對大清朝的汙辱。若讓此等事情發生，朕又何顏以對列祖列宗；若讓此等事情錄於史書，豈不遺臭萬年。讓那些飽讀經書的臣子們見到這樣的光景，朕今後還有什麼威信？中國的皇帝決不能面對一個不肯跪拜的人，不管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那是對“禮”的破壞。

“禮崩樂壞”是王朝滅亡的徵兆。根據這種思路想下去，我們還會發現，“天朝上國”的對外體制的重要內容就是對外封閉，只有關起門來才可以放膽自吹自擂。通商口岸的增加，正是對封閉的破壞，更何況外人到內地遊歷，華“夷”混雜，不易控制，種種叛逆思想的傳播，最容易發生“天朝”專制統治者們最為擔心的裡通外國、圖謀叛逆的事件。由此觀之，咸豐帝此時並不是被個人情感所左右，他考慮的是另一種“國家利益”。只是他心中的“國家利益”與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

《天津條約》還遺下兩案：一是中英條約規定，清政府應派出官員至上海與英方談判修訂關稅則例，降低關稅；法國、美國援引最惠國待遇條款，也要求與清政府談判。二是中英、中法條約規定，條約批准後一年內在北京互換，美國援引最惠國條款，也要求在北京換約。前者使咸豐帝萌生一線挽回權益之念；後者埋下了一顆炸彈。　1858年7月15日，咸豐帝授桂良、花沙納為欽差大臣，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在上海與英國等國談判修訂關稅則例。桂良在英法聯軍退出津沽地區後，回京向咸豐帝請訓。咸豐帝當面佈置了上海談判的機宜。桂良等人到達上海後，首先向英、法使節宣佈大皇帝的“新恩”——全免一切海關關稅，鴉片開禁合法輸入，讓“各夷感服”，然後再談判取消公使駐京、長江通商、內地遊歷等《天津條約》載明的條款。“夷”人最嗜利，唯有以利誘之。有如此獲利無窮的浩蕩皇恩必起震撼性的驚喜作用，那些視利如命的夷人豈能不感恩戴德。在此氣氛下再談判取消公使駐京，自然是易如反掌之事。退一步說，一切爭端的根子還不是為了利，有此恩惠，爭端自然消弭，“夷”人也不必一次次北上天津訴說冤屈，公使就沒有必要駐在北京。咸豐帝顯然對他的這一計謀非常得意，宣稱“此為一勞永逸之計”�。

為了消除政治上的禍害，經濟上受一些損失，咸豐帝是不在乎的。君子講究的是“義”，只有小人才注重“利”呢。這真是驚人的誤國之舉！咸豐帝竟然以現實中最大的國家利益來換取他心目中最大的“國家利益”！未遵君令擅自簽訂載明公使駐京條約的桂良等人，很可能在面聆聖訓時便對咸豐帝的主張不以為然，但他已是待罪之身，又怎敢公然當面頂撞？兩江總督何桂清從先期南下的京官口中，聽到了這一訊息，覺得茲事體大，便冒著抗旨的風險，立即上奏：輕改條約，必起風瀾；關稅決不可免。他還指望從上海的關稅中籌措鎮壓太平天國的軍費呢。桂良等人到上海後，也與何桂清進行了商議，同樣出奏抗旨，宣稱免稅只不過是讓商人得利，若以此來罷《天津條約》，勢不可行。尤其是先宣佈免稅，再談修改條約，很可能稅是免了，而條約則改不成。咸豐帝收到這兩份奏摺，依舊固執己見，下旨命桂良、何桂清仍按在北京面授的機宜辦理。桂良等人亦一再上奏陳述理由。至10月18日，咸豐帝終於同意不談免稅之事，卻又發下一道嚴旨，命桂良等人“激發天良，力圖補救”，將《天津條約》內的公使駐京、長江通商、內地遊歷、賠款付清前由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四項規定，一概取消，否則“自問當得何罪”！�

第九章　公使駐京問題（6）

相對於當今動輒經年累月的關稅談判，在上海進行的關稅交涉，進展可謂神速。自10月14日開始，至11月8日，桂良與英、美簽訂了《通商善後章程：海關稅則》，11月24日，桂良又與法方簽訂《通商善後章程：海關稅則》。這三項條約明確規定了值百抽五的稅率（這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低的關稅）；並規定只需付的子口稅，外國貨物即可轉運內地而不抽稅（中國貨物卻要受厘金之累）；鴉片每百斤納稅銀30兩，即可合法進口（條約中寫作障人眼目的“洋藥”）。桂良等人一切按照對方的開價，沒有半點斤斤計較，此種談判又焉能不順利。但是咸豐帝要求挽回的四項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