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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登上孫中山座艦永豐艦，協助孫中山反擊陳炯明。蔣介石侍立孫中山左右，與他共患難，同生死，並護送孫中山離粵返滬。蔣介石不失時機地利用這一機會，寫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請孫中山作序。於是蔣介石聲名鵲起，得到孫中山的信任。

陳炯明叛變以後，孫中山在共產國際、蘇俄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開始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與蘇聯的關係日臻密切。1923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建議孫中山派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蘇。蔣介石得知這一資訊後，對訪蘇表示出極大的興趣，他給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去函，表示：“為今之計，舍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孫中山準允了他的請求，任命他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赴蘇聯訪問。蔣介石在蘇期間，著重考察軍事，參觀了紅軍的許多軍事院校。他還拜見了絕大多數蘇聯的領袖人物，處處同共產黨人以“同志”相稱呼。這時的蔣介石儼然是一個紅透了心的革命左派。

但是在1924年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居然連一個代表的資格都沒有。而毛澤東卻被國民黨“一大”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其實，並不是孫中山故意冷落蔣介石，而是對他另有任職。孫中山從多年的失敗中，深感國民黨必須要有一支自己的軍隊，在蘇聯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決定在廣東黃埔建立陸軍軍官學校。孫中山認為蔣介石在日本學過軍事，是一位將才，因而希望他專心辦軍事，並沒有把他當做一個政治活動家。1924年1月24日，孫中山宣佈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任命蔣介石為委員長。但此時的蔣介石似乎並未意識到這一職務對於掌握軍權的重要性，他對自己沒能當上“一大”代表、未被選為中央委員還耿耿於懷。同時他也不滿意自己只是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的副校長，而校長則是程潛。種種不滿鬱積於心，於是他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遞交了一份辭呈，未獲允准，便回老家溪口去了。沒過幾天，孫中山就給他發來一封電報，請他速來黃埔軍校“主持校務”。蔣介石立即回電孫中山，向他陳述了辭呈未準，便拂然而行的緣由：“受人妒忌排擠，積成嫌隙，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後來廖仲愷連發三封電報，孫中山又委任他為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他才赴任。後來，他才從《曾胡治兵語錄》中認識到掌握軍權的重要性，盡心治理軍校，培植個人勢力。蔣介石辦黃埔軍校，完全以蘇聯紅軍為榜樣，在軍隊中建立了政治委員的制度，實行軍事和政治並重的教育方針，為後來國共雙方都培養了一大批軍事和政治的骨幹。此後他一直喜歡他的老部下稱呼他為“校長”，表明他與各軍將領的師生關係。蔣介石任黃埔軍校校長，是他控制軍權的開始，成為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轉折點。

蔣介石當時羽翼未豐，實力尚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比較低下。當時國民黨內有許多元老，沒有多少人看得上他蔣介石。從1924年到1926年，富有政治野心的蔣介石在奪取最高權力的過程中，常常感到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他在日記中曾這樣寫道：近來環境惡劣，有加無已，而各方懷疑漸集，積怨叢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個人意向亦難確定，而安樂非可與。

單槍匹馬，前虎後狼，孤孽顛危，此吾今日之環境也。

近日反蔣傳單不一，疑我、謗我、忌我、誣我、排我、害我者漸次顯明，遇此拂逆之來，精神雖受打擊，而心志益加堅強。

這些表白反映了一個有著政治野心、深諳權謀之道的人，他的心理處於緊張的狀態，顯得異常敏感、焦躁不安。他感到處處有暗礁，人人是敵人。他深知，要想發展自己的勢力，提高自己的聲望和影響，只能迎合革命潮流，擁護孫中山，擁護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所以在那時，蔣介石常常滿口的革命詞句，喊得比誰都要響亮。他高談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說中國不但要打倒地主，而且還要打倒資本家，“為無產階級而奮鬥”。甚至說：“以完成我國民革命之責任，直接以實現我總理之三民主義，暨間接以實現國際之共產主義也。”（蔣介石：《三民主義信徒與共產主義信徒非聯合一致不能完成國民革命》，1925年12月。轉引自《中國政黨史》第205頁。）他也高談“聯俄、聯共”政策。他在1925年11月7日紀念十月革命的一次大會上曾發表瞭如下一段十分動聽的演說：叫先進國的蘇俄來指導我們中國的革命，我們世界革命中的中國革命黨員，實是願意接受的，而且是應該接受的。去年總理將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