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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的時候，對我不但是有面諭，而且是有手諭。總理的面諭說是：“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容納他的主張，你要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個樣子才好。”……我們實行總理遺囑，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實行遺囑，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國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總理真正的信徒。蔣介石：《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會席上紀念十月革命演說》，1925年11月7日，《政治週報》第四期。轉引自《中國政黨史》第206頁。

他也大談與共產黨聯合的問題，說：“國民黨的同志，對於共產黨的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對，因為我們要曉得，‘反共產’的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的毒計麼？”“總理決定下來的主張，我們是不可違背的。如果不然，就無論你如何信仰三民主義也是假的了。因為總理容納共產黨加入本黨，是要團結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反對這個主張，就是要拆散革命團體，豈不是革命黨罪人？”（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特別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選舉大會上的演說詞》，1925年9月。轉引自《中國政黨史》第206頁。）當時蔣介石革命的口號喊得比誰都要響亮，革命的姿態比誰都要左，難怪當時國民黨的西山會議派也以為蔣介石是一個左派。但這只不過是蔣介石臺面上的表演，是一種政治權術，而實際上他對黃埔軍校中的中共黨員是極力提防，處處加以限制。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回憶說：“當時黃埔軍校有六百學生，大部分是我黨從各省秘密活動來的左傾青年，其中黨員五六十人，佔學生的十分之一。蔣介石對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蔣介石用人的方法是製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縱矛盾，拿一個反動的看住一個進步的，叫一個反左派的牽制一個左派的，用反共的牽制相信共產主義的。例如：第一師師長是何應欽，黨代表就可用我周恩來。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因接近汪精衛而成為當時的左派，我推薦我黨的魯易同志去當黨代表，他就無論如何也不幹，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師師長譚署卿是右派，他就用魯易同志為黨代表。第一次東征以前，1925年2月，黃埔軍校成立了青年軍人聯合會，他接著就在4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陰謀下，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以相牽制。”

孫中山逝世以後，國民黨內威望最高的是汪精衛。汪精衛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是一位傑出的反清鬥士，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威望。此人聰慧過人，為人圓滑，擅長文筆，巧舌如簧，後來深得孫中山的器重和信任。孫中山逝世前的遺囑，就是由他擔任記錄的。所以孫中山逝世以後，國民黨內許多人都把汪精衛看做是孫中山的繼承人。當時，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軍委主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此即孫中山逝世之初國民黨內的核心領導人物。蔣介石與他們比起來，名分與地位都相差懸殊。1925年8月20日，“四巨頭”之一的廖仲愷被暗殺。一名受傷的刺客被當即抓獲，據傳暗殺與胡漢民有瓜葛。當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舉行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為委員，賦予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胡漢民因受牽連，被排斥在外。經審查，刺廖的主謀人中既有胡漢民的部下，也有許崇智的僚屬。8月25日，蔣介石下令拘捕胡漢民。9月19日深夜，蔣介石又派兵包圍許崇智司令部，迫使許崇智去滬“養病”。對於蔣介石來說，廖仲愷的被刺，可謂天賜良機，他以精明的謀略和鐵腕清除了胡、許，成為國民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人物。

1925年11月，國民黨老右派謝持、鄒魯、張繼等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設立了偽國民黨中央黨部，這批人被稱為“西山會議派”。蔣介石為了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一方面在國民黨的“二大”會議上大罵“西山會議派”是“反革命”，是“總理不肖徒”，“吾儕當鳴鼓而攻之”，等等。另一方面，他又大肆渲染自己，彷彿統一廣東的首功應該歸於他，他成了東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稱，“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即不難統一中國”。報告完畢，會場報以熱烈的掌聲，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迅速躍升起的一顆政治明星。結果蔣介石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接著又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監，相當於後來的總司令。

蔣介石知道，妨礙他奪取國民黨大權的，除了國民黨內的元老，還有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因此他在國民黨內爭奪黨、政、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