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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到了我在第８５—８６頁上闡述的觀點，就是這一傾向構成了文明的最大障礙。在這個研究過程中的某一點上（見第６２頁），我傾向於這樣一種思想，就是文明是人類所經歷的一個特殊的過程，並且我仍然受這一思想的影響。我現在再補充一點，就是文明是為厄洛斯服務的一個過程，它的目的是把人類單個的人，然後是家庭、種族、民族和國家結合在一個大的統一體中，即人類的統一體中，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事情會是這樣，厄洛斯的工作就是如此①，人類的這些部分是透過利比多互相聯結起來的。單靠需要，共同的利益是不會把他們聚到一起的。但是人類天生的進攻本能，單個人對全體人和全體人對單個人的敵意反對著文明的這一過程。進攻本

①〔參看《超越快樂原則》一書各部分。〕

能是衍生的，是死亡本能的主要代表。我們是與厄洛斯同時發現死亡本能的，它與厄洛斯分享對世界的統治。我想現在文明進化的含義對我們不再是什麼晦澀的東西了。它一定顯現著愛神和死神、生存本能和破壞本能的鬥爭，正如它在人類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那樣。這一斗爭是所有生命的最基本的內容，並且因此文明的進化可以簡單地描述成｜人類為了生存的鬥爭①。

此外，我們的保姆用她們關於天國的搖籃曲試圖平息的，正是這場巨人間的戰鬥。

①〔我們大概可以更準確地說，這種形態的生存鬥爭，必定是對某個尚待發現的事件的模仿。〕

第　七　章

為什麼我們的親屬動物沒有表現出這樣的文化鬥爭呢？

我們不曉得。但是很可能有一些動物，比如說蜜蜂、螞蟻和白蟻，它們鬥爭了幾千年，然後進入了動物的國家制度，實行了功能的分配和對個體的限制，我們今天對此仍羨慕不已。

而我們的現狀的標誌在於，我們根據自己的感受知道，在任何一個上述動物的王國裡或者成為任何一種分配到個體的角色，我們都不會認為自己是幸福的。至於其他動物，很可能在它們的環境影響和它們內部的相互競爭的本能之間已達到了暫時的平衡，因而發展就中止了。在原始人中，利比多的新的發作也許突然引起了破壞本能方面的新的活動。這裡還有許許多多尚未解答的問題。

另一問題與我們的關係更為密切。文明用什麼方法來抑制與自己對抗的進攻性，使其無害，並且可能擺脫它呢？我們已經認識到了其中的幾種方法，但是我們尚未發現似乎是最重要的方法。

對此我們可以在個人的發展歷史中加以研究。

如何使個人的進攻願望變得無害，這將會給他帶來什麼呢？

將會帶來某種十分重要的東西，我們也許從未猜測過它，然而它卻是很明顯的。他的進攻性將會轉向內部，實際上也就是回到其發源地——即指向他自己的自我。在那裡它被一部分自我所接管，這部分自我作為超自我使自己與自我的其它部分相對立，並且總是以“良心”的形式、用自我本來喜歡在其他的、外部的個體上予以滿足的同樣嚴厲的進攻性來反對自我。嚴厲的超自我和受制於它的自我之間的緊張關係被我們叫做內疚感（ｓｅｎｓｅｏｆｇｕｉｌｔ），它表明了一種對懲罰的需要①。因此，文明透過減弱、消除個人的危險的進攻願望，並在個人內心建立一個力量，像一座被佔領的城市中的駐軍一樣監視這種願望，從而控制了它。

至於說內疚感的起源，分析家和其他心理學家有著不同的觀點；但即使是分析家也發現要解釋這一問題不是那麼容易的。首先，如果我們問一個人怎麼會有了內疚感時，我們就會得到一個不容懷疑的答案：當一個人做了某種他知道是“壞的”事情時，他就會感到內疚（虔誠的人們會說是“邪惡的”）。但是我們看到這一答案並未講出什麼東西。也許透過稍稍考慮，我們會補充說，即使一個人沒有真正去做壞事，而只是意識到自己想要幹壞事，他也可能會感到內疚的；於是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要把做壞事的意圖和做壞事的行為等同起來呢？

然而，兩種情況都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就是他已經認識到壞事是應該受到譴責的，是不應當做的。這一判斷是怎樣得到的呢？我們可以否定存在著一個原初的亦即天生的辨別是非的能力。壞事對於自我來說常常並不是什麼有害的或危險的東西，而是相反，可能是自我所慾望和欣

①〔參看《性受虐狂的效益問題》（１９２４年ｃ），標準版，第１９卷，第１１６—１７頁。〕

賞的東西。因此，這裡有一個外部的影響在起作用，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