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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使人想起了盧梭的著名的貴人（ｍａｎｄａｒｉｎ）。盧梭提出的問題在弗洛伊德的論文《我們對於死亡的態度》（Ｏｕ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Ｄｅａｔｈ）（１９１５年ｂ，標準版，第１４卷，第２９８頁）中有詳細引述。〕

害怕的只是被發現①。如今的社會大都必須認真對付這種精神狀況。

也正是到了這時，對於被發覺的恐懼不復存在了，而且做壞事和想做壞事間的區別也全然消失了，因為一切東西都瞞不過超自我，即使是思想也是如此。

從現實觀點來看，上述情況的嚴重性確實已經消失，因為新的權威超自我並沒有我們所知道的虐待自我的動機，而是與自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但是遺傳的影響卻使過去的和被超越的東西繼續生存下來，以致人們感到事情從根本上講就同它的開端一樣。超自我使邪惡的自我遭受同樣的焦慮情感的折磨，並且尋找著透過外部世界來懲罰自我的機會。

在良心發展的這第二個階段，它呈現出一種特性，這種特性在第一階段是沒有的，並且不再那麼容易解釋了②。

因為一個人越是正直，他對自己的行為就③越是嚴厲和不信任，所以最終恰恰是這些最聖潔的人指責自己罪惡深重。這意味著美德喪失了一部分應得的獎賞；馴服和節制的自我並沒有獲得它的忠實朋友的信任，它獲取這種信任的努力看來是徒勞的。

我相信很快就會有人提出異議，說這些困難是人為的，並且有人會說更為嚴格和保持警惕的良心恰恰是一個守道德的

①每一個有辨別力的人都會理解並且考慮下述事實，即在上面的概括性陳述中，我們已經明確地限定實際上是透過逐漸地過渡才發生的事件，並且這不僅僅是一個超自我存在的問題，而且是它的相對力量和影響範圍的問題。還有，上面對於良心和內疚的所有論述都是眾所周知的，而且幾乎是不容置疑的。

②〔弗洛伊德以前就論述過這個矛盾，例如在《自我與本我》的第五章，那裡還提到了其他的有關情況（１９２３年ｂ，標準版，第１９卷，第５４頁）。〕③〔“Ｈｅｉｌｉｇｋｅｉｔ”，這同一個術語，在“神聖”這一不同的意義上，被弗洛伊德在其他文章中討論過。參看關於“文明的性道德”的論文（１９０８年ｄ，標準版，第９卷，第１８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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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標誌。此外，當有德性的人稱他們自己為罪人時，他們並沒有錯，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能滿足的誘惑——因為眾所周知，誘惑只是在頻頻受挫後才會增強，而對它們的偶爾滿足卻會使它們至少是暫時地被削弱。道德學領域充滿了問題，它呈現給我們另一個事實：即惡運——外部挫折——大大增強了超自我中良心的力量。當一個人一切都順利時，他的良心便是寬容的，並且讓自我做各種事情；但是當惡運降臨到他頭上時，他就檢查他的靈魂，承認他的罪過，提高它的良心的要求，強制自己禁慾並且用苦行來懲罰自己。

整個人類已經這樣做了，而且還在這樣做。然而，這一點很容易地用原初的、早期階段的良心來解釋。

正如我們看到的，在良心進入超自我階段後，這一早期的良心並沒有被放棄，而是始終和超自我在一起，並作為它的後盾。命運被認為是力量的替代者。如果一個人不走運，那就意味著他不再為這一最高力量所愛；並且由於受到這種失去愛的威脅，他就會再一次服從於他的超自我，即父母的代表——在他走運時他總是忽視這一代表。在嚴格的宗教意義上，命運被看作是神的意志的體現；在這裡，上述情況更顯而易見。以色列人相信他們自己是上帝的寵兒，而且當偉大的天父將一場接一場的不幸降到他們頭上時，他們從來沒有動搖過對於天父與他們關係的信念，或者懷疑上帝的威力和正義。他們用先知作為天父的代表，向先知宣佈他們所犯的罪過。由於他們的內疚感，他們創造了具有教士的宗教，它包含極其嚴格的訓誡①。

原始人的所做所為則極為不同。如果他遇到了不幸，他不是責備自己，而是責備他的物神（ｆｅｔｉｓｈ）顯然沒有盡到責任，並且他不會自罰而是鞭打他的物神。

因而，我們懂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