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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疚感的兩個來源：一個是起源於對於某個權威的恐懼，另一個是後來起源於對超自我的恐懼。

第一個堅持要剋制自己的本能的滿足；第二個也是這樣做，迫切要求進行懲罰，因為被禁止的慾望的繼續存在是瞞不過超自我的。我們還知道了超自我的嚴厲性——良心的要求——是怎樣被理解的。它只不過是外部權威的嚴厲性的延續，它繼承了後者而且部分地取代了後者。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對本能的剋制是在怎樣的關係中堅持內疚感的。最初，對本能的剋制是對外部權威的恐懼的結果：一個人為了不喪失外部權威的愛便放棄了他的滿足。

如果一個人實現了這樣的剋制，他就可以說是服從於外部權威了，並且也不再有內疚感了。

但是對於超自我的恐懼，情形就不同了。在這裡，對本能的剋制是不夠的，因為本能的慾念依然存在並且不能瞞過超自我。

因此，儘管做了剋制，內疚感還會發生的。這就是超自我的建立過程中，或者說是在良心的構成中，造成了一個很不經濟的條件。對本能的剋制再也沒有全然自由的結果了；虔誠的節慾也不再保證會得到愛的獎賞了。外部不幸的威脅——失去愛和外部權威的懲罰——已經換成了永久的內心的不幸

①〔對於以色列人與其上帝關係的更為廣泛的解釋，可在弗洛伊德的《摩西和一神教》一書中找到。〕

和加劇了的內疚感。

這些相互關係既極其複雜又極其重要，因此，我不怕重複，將再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這些關係發生的時間順序如下所述。首先，由於恐懼外部權威的進攻而產生了對本能的剋制（這當然就是對失去愛的恐懼，因為愛可以使人們免除這種懲罰性的進攻）。

然後是內部權威的確立和由於對它的恐懼，即對良心的恐懼而產生的對本能的抑制①。

在第二種情況下，做壞事的企圖和做壞事的行為是相當的，因此就有了內疚感和對懲罰的需要。良心的進攻性接替了外部權威的進攻性。到目前為止，事情無疑已經弄清楚了；但是這種接替在什麼地方加強了不幸（從外部強加的、抑制的）影響（見第１０８—１０９頁），以及使最善良、最溫順的人們形成了良心的驚人嚴厲性呢（見第１０８頁）？

我們對良心的這兩種特性已作過解釋，但是我們大概仍然覺得這些解釋並未觸到問題的根本實質，仍然還有一些沒有解釋的問題。最後，在這裡出現了一種觀念，它完全屬於精神分析領域，它是與人們的一般思維方式不同的。這種觀念可以使我們明白為什麼我們研究的題材好像總是混亂和晦澀的。因為它告訴我們良心（說得更準確些，是後來成為良心的焦慮）實際上是最初對本能實行剋制的原因，但是以後這種關係就顛倒了。每一種對本能的抑制現在都成為良心的一個有力的源泉，並且每一種新的抑制都增強了後者的嚴厲性和不寬容性。如果我們

①〔“Ｇｅｗｉｓｅｎｓａｎｇｓｔ（內心譴責）”，在《抑制、症狀和焦慮》（標準版，第２０卷，第１２８頁）一書的第七章編者註釋中可以找到對該術語的解釋。〕

能把這一說法與我們已經知道的關於良心起源的歷史較好地統一起來，我們就要維護下面的這種似非而是的論述，即良心是剋制本能的結果，或者說對本能的抑制（從外部強加我們的）創造了良心，然後良心又要求進一步抑制本能。

這一論述和以前關於良心起源的說法之間的矛盾實際上並不太大，而且我們發現了進一步減小這一矛盾的方法。為了便於闡述，我們把進攻的本能作為例子，並且設想這裡所談到的抑制總是指對進攻性的抑制（這當然只是作為暫時性的假想）。於是，抑制本能對良心所產生的作用便是：主體停止予以滿足的進攻性的每一部分都被超自我所接管，並且加強了後者（對自我）的進攻性。這一觀點與良心最初的進攻性是外部權威的嚴厲性的延續，因而與抑制無關的觀點不一致。但是，如果我們為超自我進攻性的這一最初部分假設一個不同的起源，這種差異就不復存在了。不管外部權威要求兒童放棄的是哪一種本能，它都使兒童不能實現其最初的、但卻是最重要的各種滿足，所以在兒童中一定會形成對外部權威的相當程度的進攻性；但是他必須放棄滿足他的報復性的進攻性。藉助眾所周知的種種機制，他找到了逃出這一困境的途徑。

利用自居作用，他把不可攻破的外部權威變為己有。

權威現已變成了他的超自我，並且具備了一個孩子原本要用來反對它的所有進攻性。兒童的自我必須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