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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統指斥其“三十倍於古”，既誇大事實，也毫無實際意義。

即或不與董仲舒認真計較，便以第三種方法計，在實際中也遠非那麼不堪重負。國家徵發徭役，只要不瘋狂到要自斷生計，大體皆在每年農閒徵發，而不可能在農忙時期徵發。而那個時代的實際農閒時間，每年無論如何在三個月之上。歷史的事實是，每年月餘的徭役，在戰國時代不足論。即或接近三個月，也不可能達到嚴重威脅民眾生存的地步。

秦帝國是一個大規模建設的時代，精壯男子每人每年服徭役一月餘或兩月餘，客觀地說，遠在社會容忍底線之中。以秦帝國刻石所言，民眾在秦始皇時期是大為歡悅地迎接太平盛世的。即或我們將刻石文辭縮水理解，至少也是沒有反抗心理的。其另一個基本原因，便是帝國工程的絕大多數都是利國利民的。疏通川防、開拓道路、抵禦匈奴、南進閩粵、大興水利、銷燬兵器、遷徙人口填充邊地等等等等。除了搬遷重建六國宮殿，秦始皇時期沒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以戰國民眾在大爭之世所錘鍊出的理解力，是會敏銳體察出惡政與善政區別的。只是到了秦二世時期，才因驪山陵與阿房宮的大規模建造而偏離社會建設軌跡，使工程徭役具有奢靡特質。如此大背景下，才有了陳勝吳廣因“失期皆斬”面臨生死抉擇而不能容忍而舉事反秦的社會心理動因。這與秦政的本來面目與總體狀況，並非一事。以文明歷史的評判意識，不當以胡亥趙高的昏聵暴虐取代帝國整個時期，更不能以此取代整個原生文明時代。

還有一個重大的歷史現象必須申明：舉凡歷史上的強盛時代或富裕國家，其稅率與徵發率必然相對高；舉凡歷史上的不發達時代，或大貧困大蕭條時代及貧窮國家，其稅率與徵發率必然很低或極低；直至當代，依然如此。

秦帝國正是前一種時代，前一種國家，其稅率與徭役徵發“年率”雖相對較高，但卻是建立在自覺地大力發展生產力基礎上的，其性質絕非對貧瘠的掠奪，而是在高度生產力水平上積聚社會財富，為社會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其後，秦末大動亂大復辟，將秦帝國建設成果悉數摧毀，“民失作業，而大饑饉。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在此等經濟大蕭條社會大貧困下，西漢即或實行了“什五稅一”甚或“三十稅一”，達到十五分之一與三十分之一的極低稅率，其窮困狀況仍然慘不忍睹。漢文帝時期，賈誼的《論積貯疏》猶雲：“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這一基本的歷史現象，給我們的歷史意識提出了一連串的尖銳問題。

在大貧困大蕭條時代的低稅率低徵發，與大發展大興盛時代的高稅率高徵發之間，我們究竟應當如何評判？假如要我們選擇，我們選擇什麼？貧困的低稅率低徵發，果真是“仁政”麼？富有的高稅率高徵發，果然是“暴政”麼？此等對比之法，果真有實質意義麼？果真能說明問題麼？果真值得作為最重要的依據去評判文明史麼？兩千餘年來，我們一直在指控強盛秦帝國的高稅率與高徵發，我們一直在讚頌生產力低下時代與大貧困時代的“輕徭薄賦”，這符合歷史演進的本質法則麼？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邏輯麼？

六、走出暴秦說誤區　秦帝國法治狀況之歷史分析

秦法酷烈，歷來是暴秦說的又一基本論據。

這一立論主要有五則論據：其一，秦法繁細，法律條目太多；其二，秦法刑種多，比古代大為增加；其三，秦法刑罰過重，酷刑過多；其四，秦時代罪犯多得驚人；其五，秦法專任酷吏，殘苛百姓。舉凡歷代指控秦法，無論語詞如何翻新，論據無出這五種之外。認真分析，這五則論據每則都很難成立，有的則反證了秦法的進步。譬如，將“凡事皆有法式”的體系性立法看做缺陷，主張法律簡單化，本身就是“蓬間雀”式的指責。

首先，所有指控都有一個先天缺陷：說者皆無事實指正（引用秦法條文或判例）或基本的數字論證，而只有盡情的大而無當的怨毒咒罵。羅列代表性論證，情形大體是：第一論據，西漢晁錯謂之“法令煩僭”，並未言明秦法法條究竟幾多，亦未言明究竟如何煩亂慘痛，而只是宣洩自己的厭惡心緒。第二第三論據，除《漢書·刑法志》稍有列舉雲：“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叄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外，其餘盡是“貪狼為俗”、“刑罰暴酷，輕絕人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