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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章友三先生在座，結果先生出示今井等所提所謂中日和平之八項覺書內容交平設法轉達我政府。”《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和平醞釀》。根據此函，可見確有3月香港圓桌預備會議，並且確有包含八項條件的覺書，與今井武夫的回憶相合，同時可證張治平被審查時向戴笠所呈報告中關於此點的遺漏。

（三）5月九龍四人會談與今井、宋子良二人香港海上會談

日方資料記載：3月25日之後，鈴木與宋子良繼續接觸。宋強調“重慶方面有和平誠意，在努力實現中”。《香港機關致參謀次長》，特香港電第232號。參見《戰前世局之檢討》，第263頁。4月16日，張治平自重慶返港，聲稱15日曾面見蔣介石。鈴木向中國派遣軍總司令所作報告，1940年4月26日，見時在中國派遣軍擔任記錄的井本熊雄的《井本日記》，轉引自《戰前世局之檢討》，第264頁。5月13日，日方代表今井、鈴木、坂田與中方代表章友三、宋子良在九龍半島一旅館會見。章稱：“當前和平的難題是中國承認滿洲國問題，與部分日軍駐兵問題。這可以暫放它一放，留待日華恢復和平後，再談判解決。”“只要秘密預備會議日華雙方取得一致意見，日華兩軍即可停戰。同時，重慶政府將發表*宣告。因此，希望在六月上旬仍由上次的原班人馬在澳門舉行第二次會談。”《今井武夫*》，第143頁。此次會談時，鈴木從門鎖匙孔中*了宋子良的照片。17日，今井應宋子良之邀，在香港海面的小艇上會談。宋稱：蔣委員長“內心希望和平確屬事實”。《今井武夫*》，第144頁。

九龍會談在中方文獻中毫無反映。1940年5月底，張治平致戴笠報告稱：他在4月自重慶返港後，即遵照上級意見，不再和鈴木卓爾往來。其間，鈴木曾數次訪問張治平，張均以現任香港大學教授兼德國通訊社記者身份，“以採取情報之立場”與之會面，告以“中國決不能接受任何有損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之條件”。轉引自戴笠：《報告》，1940年8月12日。鈴木卓爾知道自己的企圖失敗，於4月21日應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參謀總長板垣徵四郎之召赴南京，5月4日返港，再次邀請張治平面談，張“婉詞拒絕”。其後，鈴木派秘書增田會晤張治平。據談，鈴木此次赴寧返日，會見板垣、今井及參謀次長澤田茂等人，報告在港活動經過，日本首腦部研討中國不能接受和平的原因並給予對策：1�中國在承認“滿洲國”及防共駐兵兩個問題上，或者不可能接受日本要求，日本為顧全東亞全域性，獲得真正和平，可放棄此項要求。2�中國如同情日本的善意，日本願在雙方獲得諒解之後，運用適當方法，毀滅“*”力量，消除中日和平的阻力。又稱，板垣對中國處境困難，頗能瞭解，故對和平條件，並無任何苛求，日本所亟須明瞭的是：在雙方停戰或簽署協定後，中國是否可以發表“放棄抗日容共政策”的宣言（同時日本方面也發表撤兵言和宣言）？或是到如何時機，如何階段，可共同發表此項宣言？這樣，日本撤兵才有所根據，不致被認為是“戰敗潰退”。戴笠收到張治平上項報告後，於5月23日以《情渝二三四五號》呈報蔣介石，同時指示張治平：“如敵方不先除汪，中央斷難與之言和，今後不可與鈴木等涉及中日和平問題。”戴笠：《報告》，1940年8月12日。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桐工作”辨析（4）

《張治平對工作之陳述》稱：3月中旬，接奉電令，敵人無誠意，勿再與鈴木卓爾晤談，張即遵令置之不理。其後；鈴木的秘書增田多次求見，增田並於5月間提出和平意見五項，內有“日本對汪政權擬於一二月內不予承認，預為中日和平之最後時機”等語，奉準再與鈴木卓爾晤談，“仍以撤銷汪偽組織為先決條件”。戴笠：《報告》，1940年9月15日。

以上張治平的兩份資料，絕口未提九龍會談與香港海上會談。

（四）6月澳門會談

日方資料載：6月4日晚，今井武夫、臼井茂樹、鈴木卓爾在澳門與陳超霖、宋子良、章友三、張治平會談，地點為中國方面所租的一所空房的地下室。日方出示閒院宮參謀總長的委任狀，中方出示由蔣介石署名，蓋有軍事委員會大印和蔣介石小印的委任狀。日本防衛研究所藏《桐工作關係資料綴》中有副本。宋子良所用名字為宋士傑。會談以香港備忘錄為基礎。章友三以空前激烈的態度表示：中國對“承認滿洲國及日軍在中國駐兵問題，絕對難以承認”。並稱：“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他要求日方居中斡旋，或命汪出國，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