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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9月6日。9月15日，日機兩次空襲位於重慶曾家巖的蔣介石官邸，蔣介石當日日記雲：“汪奸派張治平，偽造我中央函件與委狀，以欺敵人，敵人信之，以張治平為我中央可靠之路線，用力求和八個月，未得成效，今始覺悟，遂更惱怒，炸我寓所。”《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0年9月15日；並見《困勉記》，稿本，1940年9月15日。以上材料雄辯地說明，張治平與鈴木談判中出示的“委任狀”、“備忘錄”與蔣介石無關。

“桐工作”辨析（19）

前文已述，日方在見到中方出示的“備忘錄”後，曾在匆匆間拍得“蔣中正”簽字，送回南京審查。而據周佛海日記，當年7月26日，日方確曾請周審查真偽，周觀察的結果是“實不甚像”。《周佛海日記》，1940年7月26日，中國文聯出版社版，2003年，第327頁。這一則材料不僅可以作為上述“備忘錄”是偽件的旁證，而且說明，它的作偽者並非如張季鸞所認為的是日方。鈴木卓爾等人決不會自己製造了偽件，又送回去請人審查。

（二）在一系列問題上，張治平等中方人員哄騙了日方。首先是宋子良參與談判問題。儘管張治平在被軍統審查過程中一再堅決否認，但是，日方談判時曾從鑰匙孔內*了“宋”的照片，並且也曾交給在南京的周佛海等人核對，可見，有“宋子良”參與確是事實。這位“宋子良”的照片，經周佛海核對之後，也認為“與本人不符”。《周佛海日記》，1940年7月26日。1941年9月，參與“誘和”活動的日本人松本藏次就曾指出，所謂“宋子良”，其實是藍衣社的間諜，其目的在於刺探日本秘密。《松本藏次致小川平吉電》，轉引自《小川平吉致近衛函》，又，《致射山函》，《小川平吉關係文書》，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年，第691－692頁。1945年夏，這個假扮“宋子良”參加談判的人成了日本上海監獄中的囚犯，被原日本中國派遣軍特派員，曾在香港會談中擔任翻譯的坂田誠盛認出。在與今井武夫見面時，此人承認自己是藍衣社的“曾廣”。1955年“曾廣”致函今井武夫，對當年“冒充宋子良的錯誤深表歉意”。《今井武夫*》，第162－163頁。可見，在張治平等人與日方談判時，中方確實有人冒“宋子良”之名。

其實，這個冒充“宋子良”的“藍衣社”特務的本名並非“曾廣”，而是在談判過程中一直與張治平密切合作的曾政忠。前文已述，張治平被審查，並被軟禁在重慶後，軍統局繼續派曾政忠到香港與鈴木卓爾周旋，9月18日、22日先後與鈴木有過兩次談話。然而，這兩次談話中的“曾政忠”都仍被鈴木視為“宋子良”。19日，鈴木向今井報告說：“根據宋從重慶返回香港所作的報告，九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在重慶的重要幹部會議上決定，關於滿洲問題及日軍部分駐兵問題，只要日華雙方未取得一致意見，長沙會議暫行擱置。因此，本談判沒有進展的希望。”《今井武夫*》，第160頁。鈴木的這份“報告”也傳到了他的對手和知鷹二那裡。和知在致何以之的一份電文中說：“鈴木報告，謂宋子良近談，本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委員長曾與戴笠、張群、張治中秘密研究此事。”轉引自《熾章（張季鸞）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上述兩通電報表明，9月18日，曾政忠與鈴木卓爾會晤時，雖然已經通知鈴木，張治平可能是汪方人物，但仍然以“宋子良”的身份出現。這是曾政忠冒充“宋子良”參加日中秘密談判的確鑿證據。《今井武夫*》，第160頁。又據同書及《井本日記》（《對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2頁），9月21日，宋子良曾再次訪問鈴木，而據軍統葉遇霖9月24日致戴笠電，此次的訪問者，仍是曾政忠。此外，鈴木卓爾於9月27日到南京派遣軍司令部作報告，仍稱18日與“宋子良”會談。見《井本日記》，《對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40頁。凡此，均可證明，鈴木卓爾心目中的“宋子良”，乃是曾政忠冒充。和知鷹二另一通電報說：“子良近對鈴木言，將出洋療疾，希望中日問題早日結束。又嶽軍一週內可到宜昌云云，故板垣對於子良路線，仍認為可靠。”失名密電，1940年9月23日。《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和平醞釀》。這通電報告訴我們，曾政忠當時已準備“抽身”，不再以“宋子良”的身份出現，同時，也還在繼續哄騙日方，所謂張群“一週內可到宜昌云云”，即是一例。有意思的是，一直到1941年11月，為了阻撓日本承認汪政權，軍統特務還在假借蔣介石的名義，在“宋子良”問題上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