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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季鸞在香港的工作一直做到1940年11月。張要求日軍全面撤兵，不承認汪偽政權。同月23日，日方表示接受，要求重慶方面派出正式代表。《今井武夫*》，第175頁。但是；日本當局終於捨不得拋棄豢養的傀儡。30日，日本政府與汪精衛簽訂《中日基本關係條約》，正式承認汪偽政權，以事實嘲弄了張季鸞，也嘲弄了重慶國民政府。

【四】“宋子良”是冒牌貨，蔣介石的親筆“委任狀”等是偽件

歷史學家研究歷史，有其侷限與幸運。其侷限在於，歷史已逝，許多資料散失，事實失傳；其幸運之處在於，有可能見到當時無法見到的敵對雙方，甚至是多方面的資料，從而綜合研判，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作出比較真實、合理的分析。

根據筆者已掌握的日中雙方資料，比勘辨析，可以確定：　txt小說上傳分享

“桐工作”辨析（18）

（一）談判中出現的蔣介石“委任狀”及“備忘錄”均是偽件。前文已述，據日方資料記載，談判中，中方曾展示蓋有軍事委員會大印和蔣中正小印的委任狀，其內容為：“茲委派陳超霖、宋子傑、章友三代表研究解決中日兩國事宜，此令。*三十九年六月二日。蔣中正。印。”又，在討論板垣、蔣介石長沙會談時，中方曾出示蔣介石“親筆”書寫的備忘錄。筆者認為，上述兩個檔案均為偽件。

在抗戰前的中日秘密談判中，蔣介石就主張不立文字，不落痕跡。在抗戰爆發以後的中日秘密談判中，蔣更加小心翼翼，不肯給日方提供任何文字根據。張治平等與日方會談，蔣自然不會提供“委任狀”、“備忘錄”一類憑證。而且，更重要的是，蔣一開始就並不積極支援張治平等人與日方談判。1940年3月31日蔣介石日記雲：“倭寇一面成立汪逆偽中央政會，宣言三十日成立偽組織，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識之陳治平來求和議，其條件一如往昔，以試探我方對汪偽出現之心理，其愚劣實不可及。竊恐古今中外亦無此之妄人也。”《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0年3月31日；並見《困勉記》，稿本，1940年3月3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這裡的“陳治平”應為張治平之誤。可以看出，蔣當時還搞不清楚張治平是何方人員，但拒談之意很明確。其後，蔣搞清楚張治平的身份了，立即指示戴笠：“如敵方不能先行解決汪逆，則張治平不準再與鈴木輩有任何接洽。”戴笠：《報告》，1940年8月12日。5月下旬，戴笠指示張治平：“如敵方不先除汪，中央斷難與之言和，今後不可與鈴木等涉及中日和平問題。”7月3日，戴笠電張治平雲：“同志以站在採取情報之立場與德國通訊社記者之身份，可與鈴木見面，但對中日和約問題，萬不可有任何意見之表示。”又曾指示，“在不暴露身份之原則下多方探聽”。其後，蔣介石的態度越來越嚴峻。當年5月18日至30日，日本海軍航空部隊大舉轟炸重慶8次。6月6日至8月17日，又轟炸28次。7月2日，蔣介石日記雲：“對敵人來探和，應皆置不理，以示不受轟炸之威脅。”《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0年7月3日；並見《困勉記》，稿本，1940年7月3日。8月11日，蔣介石與張季鸞談話稱：“敵閥之愚，其求和既急，又欲以板垣親到長沙會晤而以汪同來為餌，其兒戲滑稽，實太可憐，如何能不自殺耶？”《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0年8月12日；並見《困勉記》，稿本，1940年8月11日。12日，戴笠向蔣介石書面報告張治平與日方多次接觸情況，請求指示。次日晚，研究敵情，蔣介石日記雲：“敵國又託胡鄂公、何世楨、張治平等各人，各別來見、通問，皆一概嚴拒，此時惟有持之以一也。”《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0年8月13日；並見《困勉記》，稿本，1940年8月13日。這應該是蔣介石對戴笠請示的回答。9月初，蔣介石從張季鸞函中得悉張治平向日方提供了自己的“親筆”檔案後，非常生氣，日記雲：“下午研究汪探張治平捏造憑證事，是使我又多一不測，意料不及之經驗也。”《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0年9月6日；並見《困勉記》，稿本，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