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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說假話，欺騙頭山滿和萱野長知二人。1941年11月16日，軍統在香港的工作人員杜石山致函頭山滿、萱野長知，轉達蔣介石“意旨”雲：“宋子良以運輸事務抵港之日，宮崎（應為鈴木。作者注）、今井代表板垣將軍，約其晤談，並提交子良以中日二國之和平條件，子良據以為報。當即電質子良，以何資格見板垣將軍之代表，及根據何種機關之命令，以接受板垣將軍之中日二國之和平條件？詎知子良接電，懼而避之美國。旋以該條件甚為苛細，想板垣將軍暢曉軍事，明察世局，必不提出中日兩國不能相安之苛細條件。該條件或系一二軍人之私見，遂不予子良以深究。”見《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第697頁。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桐工作”辨析（20）

“宋子良”是冒牌貨，自然，參與談判的所謂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陸軍少將張漢年等也都是冒牌貨。根據前文所引軍統香港區葉遇霖致戴笠“冬電”，鈴木回港後，曾與葉談話，而據鈴木給上級的電報及派遣軍總司令部有關人員的日記，鈴木當時談話物件即為“章友三”。《香港機關致參謀次長》，特香港電第351號。參見《對中俄政策之測定》，第33頁。又，《井本日記》所記亦同，參見同上書33頁。因此，“章友三”應是葉遇霖的化名。

在審查張治平時，張堅持與日方談判中只有他本人和曾政忠二人參加。對於所謂“章友三”其人，張第一次解釋為“曾政忠之英文拼音與章字同，是否因此誤會，則不可知。”“曾”與“章”的英文拼音本不相同，張治平等與鈴木的談判中也並未使用英文，不可能產生誤會。後來則解釋為“僅介紹曾政忠與鈴木等見面，曾化名章友三”，兩次說法前後明顯不一，巧言支吾、企圖矇混之心清晰可見。顯然，張治平可以承認曾政忠化名“章友三”，而不能承認冒充“宋子良”，因為前者無罪，而後者則關係重大，可能獲罪。

張治平對軍統的交代，不僅時間顛倒，語意支吾，而且真假混雜，包含著若干謊言。例如，他聲稱與鈴木、今井是老相識，與今井且有十多年的情誼，因此，無須身份證明及委任狀。其實，他和今井武夫並無深交《今井武夫*》稱：“宋子良和鈴木中佐的居間人張治平，我在北平大使館武官室工作時，他正在冀東政府任職，他還當過北平的新聞記者。這次奇遇，感到驚異。但只是見過面，對他的身份、性格等，卻一無所知。”見該書第129頁。；日方在與中方人員秘密談判時索要身份證明也並非僅此一例。鈴木卓爾在香港開始“桐工作”時，還在開展“姜豪工作”，向姜豪“要求與攜帶有重慶政府中樞有關的身份證明書的人會面”。《今井武夫*》，第168－169頁；參見姜豪《和談密使*》，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第194－196頁。張治平之所以編造與鈴木、今井的“友誼”謊言，無須身份證明云云，不過說明他心中有“鬼”，力圖掩蓋他偽造檔案，偽傳蔣介石指示等做法而已。

（三）鈴木等日方談判人員也哄騙了中方。2月3日，鈴木在與“宋子良”第三次會見時曾表示：“處理汪精衛對重慶政府的關係，純屬中國的內政問題，我方似無干涉的必要，可由中國政府妥善處理。”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的經過概要》，《今井武夫*》，第332頁。所謂日方同意“去汪”、“毀汪”一類的“甜言蜜語”，鈴木不僅在私下對張治平講過多次，對“章友三”也講過。前引葉遇霖致戴笠“冬電”所彙報的鈴木行程及其和近衛會見的時間、情況，和現存日文件案完全相合，可以確證“冬電”轉述內容，來自鈴木本人，而非張治平等編造。一直到9月22日晨，鈴木與“宋子良”會晤時，仍在向“宋”保證，回南京會見板垣時，“當盡力促請先行消除汪逆偽組織”《香港葉遇霖敬電》，轉引自戴笠：《報告》，1940年9月27日。。可見，處理汪精衛，取消汪偽組織確是鈴木私下向中國方面作出的保證。前文已經指出，鈴木先後出示的板垣徵四郎保證書有所不同，有一個從“汪問題”向“蔣汪合作問題”演變的過程。8月14日，鈴木赴南京、東京之前，向張治平、“宋子良”（曾政忠）出示過“底稿”，主題詞為“汪問題”。當時，即由張抄錄，交曾密存。19日，鈴木卓爾到南京，與臼井大佐正式為板垣起草保證書，主題詞演變為“蔣汪合作問題”。28日，鈴木返港，催張治平往閱“保證書”，但鈴木僅出示抄件，主題詞仍為“汪問題”。張閱後即繕寫報告，交曾政忠由盧沛霖電呈重慶。《曾政忠對張治平之考察》，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