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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來。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對於犯了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⑥

會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張聞天、陳雲等相繼發言，有人不同意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這樣，毛澤東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中，說到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時，沒有用路線錯誤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變發生。毛澤東痛心地指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絡起來”，“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了解經過十年反共的蔣介石”。⑦為了引起全黨重視，毛澤東要求把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提到黨性的高度來認識。

為了改變黨內理論脫離實際的狀況，經過慎重考慮，毛澤東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澤東決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間所作農村調查彙整合的《農村調查》一書。毛澤東為這本書寫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瞭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儲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瞭解下情，卻在那裡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瞭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他又指出：“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絡。‘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後，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⑧。這些話的針對性是再明顯也沒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研究理論有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一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另一種態度是主觀主義的態度，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許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沒有興趣，許多做實際工作的人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他們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誇誇其談，自以為是。毛澤東說：“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這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

毛澤東在報告中突出地強調了“實事求是”的重要性，說明只有這種態度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求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要求不單懂得外國還要懂得中國，不單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他對實事求是作了精闢的闡述：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絡，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絡，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眾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

然而，毛澤東這篇觀點鮮明措詞尖銳的重要講話在黨的高階幹部中竟沒有引起多少反響，宣傳部門也沒有在報上報道，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這使毛澤東進一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決定先從統一高階幹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這是黨在準備整風時期的一次極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