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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會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準備，成立了調查研究局，毛澤東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調查研究局下設情報部、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毛澤東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還成立了思想方法學習小組，也由毛澤東任組長。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先後發出王稼祥起草的《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和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央還把毛澤東主持編輯的歷史文獻集《六大以來》發給大家，要大家認真閱讀，結合實際進行比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對的，哪些是不對的。

這一系列措施，特別是對《六大以來》的閱讀和研究，對開好九月會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胡喬木回憶說：“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存在著一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些檔案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有的人就啞口無言了。毛主席怎麼同‘左’傾路線鬥爭，兩種領導前後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更加確定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編輯《六大以來》就是為了解決政治路線問題”，“《六大以來》成了黨整風的基本武器”。⑨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把採取這些措施後引起的變化說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後編了黨書（指《六大以來》。——引者）。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故可能開九月會議。”⑩

九月會議時斷時續開了一個多月，集中討論了五次。會議重點是檢討黨在十年內戰後期的領導路線問題。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他一開始就說：黨內有這樣的歷史傳統：不切實際，按心裡想的去辦，這就是主觀主義。他指出：“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他們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其實是假馬克思主義。他說：“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他又說：六中全會打擊了主觀主義，但仍沒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觀主義已不佔統治的地位，但還相當地存在著。毛澤東分析主觀主義的來源主要是黨內“左”的傳統，蘇聯的德波林等的影響，以及中國廣大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他提出：克服主觀主義要從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以思想、政治、政策、軍事、組織五項為政治局的根本業務”，強調“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們第一等的業務”⑾。

會上，有二十八人次發了言，談了在中央內部開展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鬥爭有著極大的意義。許多人以自我批評精神認真檢討了自己歷史上所犯的錯誤。

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毛主席的報告，對黨的路線的徹底轉變有極大的意義。過去我們對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沒有清算，這是欠的老帳，現在必須償還。”他還說：“對中央蘇區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計，當時路線是錯誤的。政治方面是‘左’傾機會主義，策略是盲動的。軍事方面是冒險主義（打大的中心城市、單純防禦等）。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不相信老幹部，否定過去一切經驗，推翻舊的領導，以意氣相投者結合，這必然會發展到亂打擊幹部。思想上是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不研究歷史與具體現實情況。”⑿

博古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他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錯誤，我是主要負責的一人。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實際經驗，在蘇聯學的是德波林主義的哲學教條，又搬運了一些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教條和西歐黨的經驗到中國來。過去許多黨的決議是照抄國際的。”⒀他表示：現在我有勇氣公開研究自己過去的錯誤，希望在大家幫助下逐漸克服。

王稼祥總結了主觀主義產生的根源，他說：除中國的社會原因外，“就是經驗不夠，學了一些理論而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易做教條主義者，從莫斯科共產國際回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更易做教條主義者；實際工作經驗多的人，不易做教條主義者，而容易成為狹隘經驗主義者”。⒁

這次九月會議，特別是毛澤東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為以後全面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確定了基調，並且在黨的領導層內取得了大體一致的認識。

只有王明在會上絲毫不作自我批評。他發了兩次言，雖然表示同意毛澤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