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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具體情況辦事，還是主觀主義地憑“想當然”或照著某些“本本”辦事。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就談不上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和行動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奪取勝利。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共產黨這時已發展成擁有八十萬黨員的大黨，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戰以後入黨的新黨員。毛澤東認為，這些幹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將來的新局面”。①

全黨範圍的整風是從一九四二年春天開始的，而它的最初醞釀在六屆六中全會後就開始了。為什麼要經過這樣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呢？因為整風的重要目的是要樹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觀主義的東西。這種思想問題的解決，決不能靠強制的手段，必須使人真正從思想上想通，並且從實際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敗的事實中得到證明，才能切實奏效。何況王明有著共產國際作為後臺，而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條主義的影響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些都需要時間。所以，毛澤東後來解釋說：“非經過各種步驟，使大家覺悟成熟不可。”②

在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曾明確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他還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③他所說的“一些嚴重的錯誤”，其實就是指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

六中全會後，王明口頭上也說：“黨要團結在毛澤東領導之下”，實際上依然堅持過去的錯誤。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寫、集中反映他的“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林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在延安印了第三版，並且在三版序言中寫道：“我們黨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發展，成千累萬的新幹部新黨員，對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實，還不十分明瞭。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瞭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④這是一個挑戰性的行動。應該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這個問題，便更迫切地擺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來，六中全會前，中共中央已曾考慮在準備召開的七大上討論中國黨的歷史問題，但共產國際沒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會上傳達國際的意見時說：國際認為，中共七大要著重於實際問題，主要著重於抗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不應花很久時間在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關於總結十年經驗，國際認為要特別慎重。⑤以後，由於戰爭形勢的發展和黨的高階幹部難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開，有關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也一直拖了下來。

王明的小冊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後，毛澤東就從一九四○年下半年開始，親自主持收集、編輯和研究中國共產黨在六大以來的主要歷史文獻。他對編輯這部歷史文獻集十分認真，花了不少工夫。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讀到許多他過去在中央蘇區時沒有看到過的材料，使他對問題有了一個系統的瞭解和認識，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上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談到黨的歷史上的右傾和“左”傾錯誤，特別是十年內戰後期打倒一切的“左”傾錯誤及其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嚴重損失。

毛澤東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陳獨秀主張聯合一切，下令制止工農運動；在蘇維埃時期，最初實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時糾正了。但到後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陝北蘇區。所以蘇維埃後期的損失，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時的損失還大。他說：而遵義會議提到這個時期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關於抗日戰爭以來的錯誤傾向，毛澤東認為在統一戰線初期是“左”傾；國共合作建立後有一個時期是右傾，反磨擦後又是“左”傾。他總結說：關於過去的經驗教訓，同意以後專門研究，但研究的大綱要談一下。他指出：過去總的錯誤是不瞭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不瞭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便產生了對革命的急躁性。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黨，黨員比較幼稚，過去犯錯誤是由於經驗不足。他強調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錯誤和蘇維埃後期的許多“左”的錯誤，是由於馬列主義沒有和實際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