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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嚴密封鎖，大後方許多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並不瞭解。這一年初，在國內外各方面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第一次允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前往延安等地採訪。六月九日，也就是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第三天，參觀團一行二十一人到達延安，成員中有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斯坦因，《紐約時報》、《時代雜誌》記者愛潑斯坦，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路透社記者武道，美國天主教《訊號》雜誌中國通訊記者夏南漢神父，蘇聯塔斯社記者普多岑科，此外，還有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報的一些記者以及國民黨官員。

中外記者來到延安，毛澤東很興奮，覺得總算是開啟了局面。他立刻經過延安交際處安排了同記者會見的時間。

六月十二日，毛澤東會見記者參觀團。記者團的成員大多是第一次來到延安，對這裡的一切都感到新鮮，在同毛澤東的談話時提出的問題特別多。毛澤東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關於國共談判，毛澤東說：現在還在談判之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關於開闢第二戰場，毛澤東說：第二戰場開闢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歐洲，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將來亦會影響到太平洋與中國。但他又指出：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關於中共的主張，毛澤東指出，中共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他說，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也快要到來了，但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須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勝利。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隻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⑧當時在交際處工作的金城回憶：“中外記者都想不到毛澤東能這樣快地接見他們，並且詳盡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回到交際處，大家都感到十分興奮。”⑨

毛澤東給記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愛潑斯坦在當時的筆記中這樣寫道：

“我個人感覺，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並且是很簡樸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包括我們在內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後。”

“毛在延安給我們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從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面臨十多個抗日根據地頻繁的戰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組織工作。在和國民黨多方面的關係中，他是主要決策人，他既要躲開對手的攻擊以避免發生內戰，又要推動對手更有力地去打擊日軍。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從事於理論寫作和解黨內爭論的問題。

“我們這些外國記者都來自重慶，我們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慶的蔣介石在舉止方面的強烈反差。蔣介石刻板，拘謹，神經質，語言單調，似乎經常處於緊張狀態之中。蔣經常沒有必要地過問過多的繁瑣事務，事後批評他的指揮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則相反，他極擅長於委任他人負責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時間去考慮、分析一個更大的遠景；他也擅長於樹立榜樣，總結經驗。由於交通的阻斷和困難，內部通訊聯絡不可能對很遠的抗日根據地在軍事和政治上給以具體的指示，這就要求每個人瞭解並遵循總體的方針路線，把一致性和主動性靈活地結合起來，由他們自己判斷，決定自己的行動。”⑩

朱德、葉劍英等也分別會見了中外記者，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根據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經過毛澤東修改的葉劍英向中外記者團的講演《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透過中外記者的報道，廣泛傳佈到大後方和許多國家，引起強烈的反響。國內外輿論開始重新評價中共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際處還組織中外記者們參觀邊區的機關、學校、生產部門。這些原來對解放區情況毫無瞭解的記者們，看到了和重慶完全不同的情況，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參觀團除五位外國記者留下繼續參觀訪問外，其餘離開延安回重慶。毛澤東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後會見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們就廣泛的問題交換意見，同斯坦因的會見長達十二個小時。記者們回到重慶或回國後，寫了許多反映中國解放區真實情況的書籍和文章。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