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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等發表的評論，都受到廣泛的注意。記者團中過去一向對共產主義思想抱敵視態度的夏南漢神父“亦認為邊區是好的”⑾。七月一日，《紐約時報》根據記者發回的報道發表評論：“無疑地，五年以來，對於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價值的盟友。正當地利用他們，一定會加速勝利。”⑿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也愈來愈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美國駐華官員約翰·戴維斯、約翰·斯圖爾特·謝偉思多次建議美國政府派人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考察。這些提議最初沒有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隨著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爭的迅猛發展，美國政府開始考慮同中共軍隊合作的問題。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間，羅斯福通知蔣介石，為了蒐集日本在華北、東北的情報和研究將來在中國大陸作戰的各種可能，準備向延安派出一個軍事考察團。蔣介石一直以種種附加條件來進行阻撓和拖延。到六月間，豫湘桂大潰退已經開始，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又到中國來直接向蔣介石提出這個要求，蔣介石才勉強同意。

對美軍觀察組要來延安的事情，毛澤東非常重視。他認為，爭取同美國政府合作，對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有很大的意義。六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致電在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美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⒀第二天，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美軍觀察組來延安的問題。會議決定：對美方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後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在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能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會議還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們不應把他們（指外國記者和美軍人員。——引者注）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⒁

七月二十二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率領下乘美國軍用飛機到達延安，周恩來、葉劍英等到機場迎接。

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來，要詳細瞭解日軍的戰鬥序列、日本空軍的戰鬥序列、偽軍的戰鬥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力量、位置、作戰部署、裝備狀況、訓練狀況、戰鬥力，還有共產黨在日軍內部和日本佔領區中的情報工作能力。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多次會見觀察組。使毛澤東最有興趣的是同出生和長期工作在中國、並且對中共抱著友好態度的謝偉思交談。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談話中，毛澤東對謝偉思說：國共關係的狀況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我們共產黨深知內戰的慘痛經驗。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長年累月的破壞和混亂，中國的統一、它對遠東的穩定作用以及它的經濟發展，統統會推遲下去。中國防止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外國的影響。在這些外國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國，國民黨在今天的處境下必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我們現在只是要求美國政策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⒂在另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向謝偉思提出：美國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毛澤東說他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考慮到抗日戰爭結束後美軍觀察組會立刻撤離延安，而那時正是國民黨發動進攻和打內戰最危險的時機。⒃這些談話給謝偉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觀察組組長戴維·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間聽過毛澤東的講演。包瑞德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總是神態自如。當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們的觀點時，他並不咆哮如雷，也沒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為我在場，他可能有意迴避責罵委員長和國民黨。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間諺語，不時引起聽眾一陣陣大笑。如果有過一個演講家透過手勢吸引他的聽眾，那麼就正是毛澤東。”⒄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住了近兩年時間，聽取了中共領導人和軍隊負責人的情況介紹，並且多次進行實地考察。他們親眼看到：共產黨的軍隊生活清苦，工作熱心，與“重慶迥然是另一個世界”。觀察組寫回國內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的情況，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重視。

從九月起，國共談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隨著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的大潰退，他們在政治上的獨裁專制、腐敗無能，在經濟上的橫徵暴斂、物價飛漲就激起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