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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九日，肩負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飛、伍雲甫一起離開延安，五月二日到達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國民黨中央派來的代表張治中、王世傑進行了初步會談。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張治中、王世傑同機到達重慶。同以往的情況一樣，國民黨方面對談判毫無準備，拿不出任何方案來。他們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體意見來。五月十五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明日由電臺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拍發給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將這個意見書交給王世傑和張治中，以此作為談判的具體內容。

這份意見書是毛澤東起草的。意見書首先說明：“為克服目前困難局面，擊退日寇進攻，並認真準備反攻，中共方面認為唯有實行民主與增強團結一途。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決若干急切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於全國政治方面者，有關於兩黨懸案方面者”。

關於全國政治的有三條：（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關於兩黨懸案的有十七條，主要內容是：允許中共軍隊編為十六個軍四十七個師，每師一萬人，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華南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軍隊防地在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後另行商定；在物質上充分援助八路軍和新四軍，公平分配同盟國的援華物資；撤銷對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停止進攻華中新四軍和廣東遊擊隊；釋放各地被捕人員，等等。⑥

對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國民黨談判代表拒絕接受，並且不肯把中國共產黨的意見書轉交給國民黨政府。中共中央為了表示談判的誠意，對意見書作了修改，將原來的二十條意見改為十二條，其餘八條作為口頭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並說：“如彼方再不接受與解決，則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誠意可大白於天下。”但是，對經過修改後的意見書，國民黨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傑、張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交給林伯渠。其中規定：“第十八集團軍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隊，合共編為四軍十師，其番號以命令定之”，陝甘寧邊區劃定為“陝北行政區，其行政機關稱為陝北行政公署”。而對敵後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權利等隻字不提。王世傑、張治中還聲稱：只能按照這個提示案來談。這個蠻橫無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意見書相距甚遠，而且同客觀存在著的現實狀況相去太遠。

剛剛開始了一個多月的談判，於是又陷入僵局。

這時，中國正面戰場的局勢出現新的嚴重危機。日本侵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和本土開始遭受大規模轟炸的情況下，開始實行所謂“一號作戰”計劃。計劃的重點是：“佔領並確保湘桂、粵漢及平漢鐵路南部沿線的要地”⑦，以實現貫通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運輸線；同時，要摧毀設立在廣西和湖南的盟軍空軍基地。四月中旬，日軍沿平漢路向河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接著，又從湖北沿粵漢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廣西，前鋒直達貴州獨山。在日軍進攻面前，國民黨戰場上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大潰退。短短八個月內，相繼丟失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富饒國土，六千多萬中國同胞淪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作為大後方政治中心的重慶陷入一片驚慌之中。在戰時，人們最關心的焦點莫過於軍事。如果其他問題還可以勉強忍受的話，那末在這方面出現不應有的嚴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難以忍受了。誰都看得出來，這場大潰退其實是國民黨當局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嚴重問題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騰，輿論空前激昂，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衝破皖南事變以後相當長時間內的比較沉寂的狀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規模蓬勃興起。人們對國民黨政府已喪失信任，要求實行根本性的變革。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和抗戰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國駐華官員和輿論的強烈關注與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