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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五日,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幕。這次會議是在戰局嚴重惡化、國人群情激昂的時刻召開的,會上發言之熱烈,批評之直率,是以往歷次參政會上不曾見到過的。這次會議還有一項重要議程:國共關係問題。以前,國民黨當局一直只許國共談判在內部進行,不肯公開宣佈。這次在國內外普遍要求瞭解國共談判真相的巨大壓力下,把它列入參政會議程,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十五日,林伯渠、張治中在大會上分別作了國共談判經過的報告,會場座無虛席。林伯渠在報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召開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21)這個口號一提出來,立刻在廣大民眾中產生巨大反響,各界紛紛集會,要求成立聯合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認為國共談判的中心也應該轉到這個問題上來。九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為林伯渠起草的復王世傑、張治中的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鑑於目前抗戰形勢之危急,而國內一般情況遠未走上適合抗戰需要之軌道”,“以致軍心動搖,民心離異,以致不能停止敵人的進攻,不能配合盟國的反攻。造成這些嚴重危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在一黨獨裁製度下完全沒有民主。”
“現在唯一挽救時局的辦法,就是要求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由現在的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的代表,開緊急國是會議,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並由這個政府宣佈並實行關於徹底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這樣的新政府,但決不是請客式的、不變更一黨專政實質的、不改變政策的所謂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權利,才能發出積極抗戰的軍令與民主主義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增強抗戰力量,停止敵人的進攻與實行我們的反攻,也才能實行真正由人民選舉的國民大會與實現民主選舉的政府。有了這樣的新政府,國家統一也就可能實現了。”“此計不決,則兩黨談判即使可能解決若干枝節問題,至於關係國家民族的重大問題,必不能獲得徹底解決的。”(22)
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將這封信送給王世傑、張治中。始終沒有得到國民黨方面的積極反響。伴隨這場鬥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在大後方民眾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在全國面前暴露了中國有兩個平等的東西,不是一大一小。”“現在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估計到我們。”(23)
在國際上,美國政府對中國國內政局特別關心。當時,在太平洋戰場上美軍用跳島戰術進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準備攻佔菲律賓,向日本本土逼近。隨著戰爭接近勝利,美國政府已越來越多地在考慮戰後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國和整個亞太地區。他們希望,由蔣介石來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並作出一些改革,在中國建立起一個能有效地適應美國統治階級利益的政府。同時,當時擔任盟軍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的美國將軍史迪威同蔣介石之間日益發展的矛盾也需要處理。
在這種情況下,九月六日,羅斯福派美國前陸軍部部長赫爾利少將作為總統特使來到中國。赫爾利在一份報告中明確提到他來中國的目的是:一、防止國民政府崩潰;二、支援蔣介石任共和國總統和軍隊統帥;三、協調委員長與美軍指揮官的關係;四、促進中國戰爭物資的生產和防止經濟崩潰;五、為打敗日本統一所有中國軍隊。(24)可以看出,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已放在支援蔣介石來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上。
十月間,赫爾利在重慶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談,向他們表示自己受羅斯福總統派遣到中國來,是為了幫助中國團結,決不對黨派有所偏袒。儘管在事實上,他並不是這樣做的。赫爾利還表示:在必要時願意訪問延安。
對赫爾利要來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非常重視。十一月六日,在赫爾利到達延安的前一天,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研究這件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如下分析:蔣介石要赫爾利來調停,可得救命之益。蔣想給些小東西而對我們加以限制,至於能拿出什麼東西來,多少可以拿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