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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天地。會後，延安廣大文藝工作者一掃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敵後抗日根據地，在鬥爭實踐中創造出一大批深受工農兵歡迎的文藝作品，比如，戲劇方面有魯藝的新歌劇《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開荒》、馬可的《夫妻識字》，中央黨校京劇隊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劇院的《三打祝家莊》；小說、詩歌方面有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季的《王貴和李香香》等。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就能湧現出這樣一大批優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看到文藝界的進步，毛澤東十分高興。對八路軍一二○師政治部戰鬥劇社演出的反映敵後鬥爭生活的一組短劇《晉察冀的鄉村》等，和丁玲、歐陽山寫的介紹陝甘寧邊區合作社工作中模範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會里》兩文，毛澤東都專門寫信給予肯定和鼓勵。他在看了平劇《逼上梁山》的當晚，寫了一封信給該劇的編導楊紹萱和齊燕銘。信中寫道：

“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並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36）

在延安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帶動下，革命根據地及中國的文藝運動走向一個嶄新的階段。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也很關注中央研究院反對王實味的鬥爭。

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整風開始後，他在《解放日報》和《矢與的》牆報上發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對他不滿的現象提出批評。延安不是沒有缺點，對缺點是可以而且應當批評的。但是，王實味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出發，使用了誇大事實、冷嘲熱諷的語言，還說藝術家的任務是“揭露一切骯髒和黑暗”。當時，“《矢與的》牆報本來貼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門口的一間大平房裡，外單位有不少人跑來看。後來貼在布上，掛到延安南門外熱鬧的新市場，看的人更多，像趕廟會一樣。”（37）毛澤東到中央研究院去看過牆報，認為王實味是“不講成績，抹煞成績，只暴露黑暗”（38）。他說：“我們的工作中確實有許多缺點應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種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39）

隨後，中央研究院召開了多次大會，開展對王實味的批判。開始時，還是把王實味作為思想問題來批評的。但在當時擔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以後更把他說成“託派”，成為敵我矛盾，還牽連到別人，定為“反黨五人集團”。這樣，對王實味的鬥爭出現嚴重的偏差，並且對不久後開始的審幹運動和搶救運動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實味。在關押期間，用“逼供信”的辦法繼續審訊。以後，作出王實味是“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的錯誤結論。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軍隊進攻延安，中央機關撤離，在從延安轉移到山西興縣時，經康生負責的中央社會部批准，王實味被錯誤地處決。這是一起冤案。以後，毛澤東曾多次對王實味的被處決提出了批評。（40）

儘管普遍整風中也出現一些問題，但總的說來，經過短短几個月的時間，黨內思想面貌發生很大變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毛澤東致周恩來的電報中講到：“二十二個檔案的學習在延安大見功效，大批青年幹部（老幹部亦然）及文化人如無此種學習，極龐雜的思想不能統一。”（41）

為了把整風學習進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總學委，以毛澤東負總責，具體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發出《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此後，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從延安推向各地，在全黨範圍內陸續普遍開展起來。

在全黨普遍的整風學習運動中，毛澤東在給聶榮臻的電報中強調指出：“此次整風是全黨的，包括各部門各級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