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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而“主要與首先的物件是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階幹部，只要把他們教育好了，下級幹部的進步就快了”。“我說這點，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緊黨、政、軍、民、學各方面高階幹部的學習領導，克服在他們中存在著的三風不正的殘餘。我們在延安亦是特別抓緊高階組的學習，著重閱讀與自我反省”。（42）

八月三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將在延安的四十三名高階幹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增為四十八人）編成九個小組，由中央同志直接領導，聯絡本部門的工作，學習和研究《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和斯大林《論布林什維克化十二條》。毛澤東編在第一組。毛澤東還提出：“要從討論那些細小微末的具體問題，轉入到集中火力檢討黨記憶體在著的根本思想傾向，主要是自由主義和對黨鬧獨立性問題。”（43）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各地也先後召開高階幹部座談會，聯絡本地區的實際進行學習和檢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是在毛澤東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這次會上，毛澤東用兩天時間，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情況逐條講解斯大林的《論布林什維克化十二條》。毛澤東的講話對邊區黨清算曆史上的路線是非，糾正一些幹部鬧獨立性的傾向，增強黨的團結有重要意義。在閉幕會上，毛澤東總結道：“我們雖然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但要從觀念形態上恰當的反映歷史是不容易的。經過這樣多的磨折，這樣多年，這次高幹會才把歷史搞清楚。”（44）

接著，中共中央為了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對組織機構進行了調整。

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六屆六中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已經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陳雲等提議由毛澤東擔任總書記，後來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意見，沒有把這個問題拿到六中全會上去討論，但張聞天已主動地把工作逐漸向毛澤東轉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後，張聞天把政治局會議的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住處開，他雖然仍主持會議，一切重大問題實際上都已由毛澤東作出決斷。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會議後，張聞天主要是做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他這樣說：“我自己及中央秘書處在一九四○年五月間也搬了過來，實際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來了。”（45）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實已在毛澤東主持下進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透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決定規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透過。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這裡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作為主席而具有“最後決定權”的是“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而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一切重大問題必須由政治局會議討論透過。有的研究工作者以為，這個《決定》給予了毛澤東在整個黨的工作中一切重大問題上的“最後決定權”，這是由於過分粗心或以訛傳訛而產生的誤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為了統一各地區的領導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進行了分工：華北黨政軍民工作統歸王稼祥負責；華中黨政軍民工作統歸劉少奇負責；陝甘寧、晉西北黨政軍民工作統歸任弼時負責；大後方工作統歸陳雲負責；敵佔區工作統歸楊尚昆負責。中央黨校校長由毛澤東兼任。四月五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又決定，為指導工作便利，駐重慶辦事處工作由毛澤東直接管理；駐西安辦事處工作由任弼時管理。

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調整，經過一年多的整風學習，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也進一步得到鞏固。

①　毛澤東致彭德懷的電報，1942年。

②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0月6日。

③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頁。

④　陳紹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