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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在三個月內外到達華中，增援新四軍，建立新的敵後根據地。

遵照毛澤東的部署，江北的新四軍以勸告和爭取的態度暫時制止了桂軍的東進，同時在軍事上擊退了蘇北方面韓德勤的進攻。

四月初，蔣介石要求朱德、周恩來赴重慶談判華中問題，顧祝同也邀請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赴上饒商討新四軍的活動區域。毛澤東已經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勢相當嚴重，蔣介石似已下了這樣的決心，即是掛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實際。”⑥但從大局出發，他仍同意周恩來去重慶透過談判來力爭時局好轉。同時，他又起草給彭德懷、黃克誠、劉少奇等的電報說：蔣介石“與我談判條件，欲把我八路軍、新四軍統統納入黃河以北，劃定黃河以北為我兩軍防區的企圖。但第一，華北敵佔領區日益擴大，我之鬥爭日益艱苦，不入華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國性突變時，我軍決不能限死黃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第三，此次蔣令韓德勤、李品仙、李宗仁、衛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蘇各軍向我新四軍進攻，釁自彼開，故我仍應乘此時機派必要軍力南下。”⑦

這時，蔣介石已打算將軍事進攻的重點從江北移到江南。他們分析江南新四軍的情況後認為：“葉、項在皖南，如甕中之鱉，手到擒來；陳、粟在蘇南，如海濱之魚，稍縱即逝”⑧。因此，顧祝同在談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軍全部南調，以便切斷新四軍和八路軍會合的可能，並使他們集中到蘇南狹小地區後再加消滅。

對國民黨的這種企圖，毛澤東已有察覺，他認為，新四軍在蘇北有力地打擊韓德勤部的進攻後，顧祝同一定會對皖南、江南的新四軍採取加緊壓迫的手段。他最擔心的是皖南的情況，因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軍軍部，北面是受到日本軍艦嚴密封鎖的長江，東、南、西三面都有國民黨的重兵，隨時有被突然襲擊的可能。他致電項英，詢問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衝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游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⑨等問題。稍後又電告項英：“顧（祝同）有對皖南江南我軍採取壓迫手段之可能，望項準備應付辦法，唯決不可先動手，應取自衛原則為有利。”⑩

江南的新四軍正處於險境之中，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實。但對如何走出險境，項英同陳毅、粟裕之間又出現不同意見。項英認為：“江北部隊不南調，衝突仍不免，全國局勢日益惡化”，主張“江北之葉（飛）、張（道庸）兩團全部急返江南，以應大事變”。⑾陳毅、粟裕則認為“皖南地非敵後，處在三戰區包圍圈中。蘇南是我軍對日作戰和向東向北發展的基地。而且以當時我軍的兵力來看，暫難在皖南、蘇南兩處應敵。為此，我們建議皖南軍部率部即向蘇南靠攏”。⑿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支援陳、粟的意見。四月二十六日，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陳毅並告劉少奇、張雲逸：“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並再次重申一條重要的原則：“在團結抗戰時期，我軍不應向友黨後方行動，而應向戰爭區域與敵人後方行動。”⒀

局勢已日見惡化，而項英的猶豫不決只會使正在惡化的處境更加惡化。五月四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東南局及新四軍的指示，對項英提出尖銳的批評：

“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應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不論在華北、華中或華南，不論在江北或江南，不論在平原地區、山嶽地區或湖沼地區，也不論是八路軍、新四軍或華南遊擊隊，雖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敵人，均在抗戰。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

“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在西北、華北、華中、華南愈發展，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愈發展，則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的可能性愈增加，我黨在全國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採取相反的估計和策略，以為我愈發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讓，彼愈抗日，或者以為現在已經是全國分裂的時候，國共合作已經不可能，那就是錯誤的了。”

“在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採取鬥爭的方針，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佈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