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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就將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⒁

這個指示到達後，陳毅立刻率部北渡長江，挺進蘇北，打破了國民黨打算消滅在蘇南地區的新四軍的圖謀。但項英仍固執己見，沒有東出蘇南同陳毅部會合，喪失了轉移的時機，對國民黨軍隊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也仍然不作準備，這就使皖南新四軍軍部陷入愈來愈危險的境地。

這時，國際形勢又發生新的重大變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國對法國發動全面進攻。五天後，義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戰。在德國軍隊閃電式的進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國貝當政府向德國投降。英軍從歐洲大陸退守本土。國際形勢的大變動直接影響到中國的抗戰。日本企圖在英、法無暇東顧之機加緊進攻中國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營發出：“迅速處理支那事變”⒂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兩天，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目前時局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透闢地分析了法國投降、英國從歐洲大陸撤退後的國際形勢及其對中國抗戰的影響。他指出：英、法失敗將帶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促進德、意、日擴大戰爭勝利的貪慾；另一方面，又驅使美、英和法國的殘餘不得不對抗德、意、日。對中國說來，“從英、美、法方面發動的東方慕尼黑危險，已經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說很大地減少了”。“中國投降危險的主要來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動中國投降的最主要的外來力量”。對國內的階級關係，他一直主張作好兩手的準備：既要警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突然事變，又要力爭時局的好轉。這時，他對國內時局的好轉抱著比前一時期樂觀的態度，認為中國目前的抗戰形勢是：“一方面投降危險空前的增長了，一方面好轉的因素亦增長了”，“總的形勢是於抗戰有利的”。他還指出能夠推動時局好轉的兩個因素是：共產黨力量的發展是迫使國民黨主體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國內因素；國民黨黨內與黨外存在著廣大的中間勢力，還儲存著更多的積極性，這也是使國民黨主體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個重要原因。⒃這個分析，同他在三月間提出的“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思想是前後一貫的，並且把爭取中間勢力的問題放在更明顯的地位。

根據會議的決定，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戰三週年紀念對時局宣言，併為《新中華報》撰寫了紀念抗戰三週年的文章《團結到底》。在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寫道：“中華民族的興亡，是一切抗日黨派的責任，是全國人民的責任，但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我們的責任是更大的。”“共產黨員要作抗戰的模範，也要作團結的模範。”“抗戰的第四週年將是最困難的一年。我們的任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投降分子，戰勝一切困難，堅持全國抗戰。”⒄

在形勢轉變關頭，使高階幹部正確地掌握黨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澤東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向延安高階幹部作《目前形勢的特點和黨的政策》的報告。他說：“中國處在新時期中，空前困難時期與空前投降危機是快要到來了。”“今後的一年將是異常困難的一年。”但“全國統一投降、統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們的方針即是避免此種可能，逐漸爭取好轉”。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見減退的情況下，對國民黨應強調團結；要繼續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遊擊隊，但應“限制在戰區、敵後及邊區二十三縣”；糾正在執行統一戰線中的“左”傾錯誤，但右傾也要反對。毛澤東在分析中間勢力還儲存抗戰積極性時，提醒大家：“中間勢力的成分現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補充，把國民黨中央軍的大部分也放在裡面了。中間勢力觀念在黨內尚未普遍，這是要注意糾正的”。⒅

他在十三日為這次會議的討論作總結時，又專門談了團結和鬥爭的問題：“我們又強調團結，又強調鬥爭——對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頑固派。”“有時強調團結，有時強調鬥爭——依頑固派的態度是以團結為主還是反共為主而定。”“鬥爭為了團結——為了延長合作時間。”“不論哪一方面（政治、軍事、文化）目前時期都以團結為主。但不論哪一方面都同時又鬥爭，因為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沒有變化的。”“即在目前時期，某些地方，反磨擦鬥爭還可表現為地方高漲，例如蘇北。”⒆

毛澤東自己也積極從事爭取中間勢力的工作。六月間，他幾次會見到延安訪問的南洋華僑領袖、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等，向他們詳細介紹國內抗戰情況和兩黨磨擦問題。當年隨陳嘉庚一起到延安的莊明理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