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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之釘，陳毅要我作“八邊美人四方面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了。⑩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給了毛澤東黨內“警告”處分，並要他馬上趕來。毛澤東只得坐擔架到上杭。但他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大家見毛澤東確實病得很重，讓他繼續養病。紅四軍八大開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紅四軍軍委代理書記熊壽祺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由於“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制’，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大大小小的問題，事前沒有準備意見，就拿到會場上來爭，往往爭論到最後還得不到一個結論。甚至“為了一個紅軍法規中的黨代表權力問題，討論了兩天仍舊沒法解決，結果還是決定請示中央。”中共紅四軍“八次大會時，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這就是九次大會前各級指導機關的極端民主化傾向的現象。”⑾

這以後，毛澤東留在上杭臨江樓繼續治病。經過一位名醫吳修山十多天的治療，病情明顯好轉。正逢重陽節，看到院中黃菊盛開，填了一首《採桑子·重陽》：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十月下旬，毛澤東隨閩西特委機關撤出上杭縣城，轉往蘇家坡，又休養了一個多月。

毛澤東這次病得很重。在轉往蘇家坡的途中，他對曾志說過：看起來我這個人命大，總算過了這道“鬼門關”。國民黨卻造謠說，他已死於肺結核病。共產國際在莫斯科也聽到毛澤東病故的誤傳，第二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發了一千多字的訃告，對毛澤東作出很高的評價：

“據中國訊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毛澤東同志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範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的決議。”

“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林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

這個“訃告”，雖因傳聞失實而來，但它透露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那就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的重要地位不僅為國內而且也已為共產國際所承認。以後，毛澤東雖又多次遭受“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打擊，但他們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澤東的地位，同這個事實多少也有關係。

中共紅四軍七大決議案和毛澤東、劉安恭等的信件，透過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認為這個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劉安恭的信將毛澤東、朱德分成兩派，許多是不符合事實的，在故意造成派別。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致紅四軍前委的信，要他們努力與敵人鬥爭，軍委可暫不設立，軍事指揮由軍長、黨代表管理，調劉安恭回中央⑿。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強調“紅軍不僅是戰鬥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紅軍“必須採取比較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並且批評紅四軍七大側重於解決內部糾紛是不正確的，“前委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和“劉安恭同志企圖引起紅軍黨內的派別鬥爭”是錯誤的。

不久，陳毅到達上海，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詳細彙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和黨內的爭論，說到毛澤東“在政治上比較正確”。政治局決定成立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員會確定，以中央八月二十一日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為基礎，由陳毅執筆起草這封指示信。經過三人多次討論，陳毅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認識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後曾幾次對身邊工作的人說，到上海黨中央兩個月，等於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透過這封信，也就是“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在總結紅四軍經驗的基礎上，著重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規定紅軍的基本任務是：“一、發動群眾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遊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