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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這些指示，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指示信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中央的“九月來信”，為紅四軍黨內統一認識、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提供了根據。

“九月來信”由陳毅帶回。陳毅受中央的委託，回紅四軍做解釋和糾正的工作。

十一月下旬，毛澤東在他養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來信”和陳毅轉達中央指示請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來信。這時，他的健康正在恢復，便隨前來迎接的部隊回到長汀。他向朱德、陳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陳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並介紹了他上海之行的情況。毛澤東也說他在紅四軍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這樣，相互間的矛盾和隔閡就消除了。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視員謝同志從蛟洋到達汀州，與四軍會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⒀中共中央收信後，在給廣東省委的信中說道：“潤之現已復職，中心的政治領導亦已確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後，當中共中央特派員塗振農來到紅四軍時，毛澤東、朱德分別同他談了這次爭論的經過，並作了自我批評。塗振農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寫道：“據我在那裡時的觀察，確實都從行動上改正過來。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的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係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要說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的意見，但沒有什麼派別的組織，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⒁應該說，在探索的過程中，面對著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這種坦誠的黨內爭論的發生是正常的，最後也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為了進一步統一全軍黨內的思想，急需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議決定：一、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二、用各種方法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軍內部一些舊的封建殘餘制度（廢止肉刑、禁止槍斃逃兵等）。隨後，他和朱德、陳毅率隊伍到達上杭縣古田村，為紅四軍九大的召開作了認真的準備。他在軍內外進行了周密的調查，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和紅四軍的實際情況，起草了“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黨的組織”、“黨內教育”、“紅軍宣傳工作”等八個決議草案。

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舉行。這是紅軍發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一致透過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大會選出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等十一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古田會議決議》近三萬字，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在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教訓，確立了中國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它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決議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堅決貫徹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完全服務於人民革命鬥爭、根據地建設和土地革命。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必須同時擔負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三大任務。這是它區別於其他一切舊軍隊的根本標誌之一。必須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不重視根據地的流寇思想，把宣傳工作當成“第一個重大工作”。

第二，確立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決議規定，紅軍中必須健全各級黨的組織，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反對以任何藉口來削弱黨對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