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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根據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們自己的意見”的要求,於六月十四日給林彪寫了回信,並送交前委。覆信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紅四軍黨記憶體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歸納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十四個問題。指出紅四軍還沒有能建立起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因是:第一,紅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第二,這支部隊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結集的,原來黨的組織很薄弱,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第三,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覆信批評了不要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歷來在紅軍中是很厲害的。流寇思想產生於四軍中的遊民成分,黨與這種思想曾經作過許多的鬥爭,但它的尾巴至今還存在,這種思想影響到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覆信還指出:紅四軍中向來有些同志偏於軍事觀點,同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覆信指出:“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於農民、遊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必須“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這封信,是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經驗的重要文獻,系統地提出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和紅軍建設的一系列根本原則,為半年後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打下了初步基礎。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巖城內召開。毛澤東在會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議:透過總結過去鬥爭經驗的辦法達到統一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和戰鬥力。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
紅四軍七大由陳毅主持,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代表們圍繞從井岡山斗爭以來的各方面問題進行討論。會議所作的決議對許多具體問題的結論是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但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透過的決議說:“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的鬥爭,也不是事實”,還把“集權制領導原則”視為“形成家長制度的傾向”。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毛澤東在會上最後發言說:現在還是要根據我們歷來的實際鬥爭中間的經驗,加強這個政治領導,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至於會議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⑨會後,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七月上旬,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分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那時,閩西特委正準備在上杭縣蛟洋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到蛟洋後,發現黨代會的準備工作還不夠充分,提議會議推遲一週召開,由代表先在本地區進行調查。他自己也參加調查,併為大會制定切合實際情況的方針政策作準備。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會舉行。毛澤東在會上作政治報告,指出閩西黨的任務是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同贛南紅色區域連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區域。並且論述了實現這個任務的三項基本方針:深入土地革命;徹底消滅民團土匪,發展工農武裝,有陣地波浪式地向外發展;發展黨的組織,建立政權,肅清反革命。
在毛澤東指導下,大會總結閩西土地鬥爭經驗,透過《土地問題決議案》。這個決議比井岡山和興國《土地法》又有新的發展:對大小地主加以區別對待,對地主也“酌量分與土地”;對富農土地只沒收“自食以外的多餘部分”,“不過分打擊”;對中農“不要予以任何的損失”;“對大小商店採取一般的保護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鄉為單位,在原耕基礎上“抽多補少”,“按人口平均分配”。會後,閩西在六百多個鄉進行土地改革,約八十多萬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會議後期,毛澤東因瘧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轉移到蘇家坡。以後,又到永定縣金豐山區養病。在這期間,紅四軍打破了閩粵贛三省國民黨軍隊對閩西根據地的第一次“會剿”。
紅四軍攻克上杭縣城後,在九月下旬召開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並致信毛澤東要他出席大會。據陳毅回憶,毛澤東回信說:我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