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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報告還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報《戰士》週刊首次刊登了該文的部分章節。十二日，《嚮導》週刊發表了部分章節。隨後許多報刊相繼轉載。四月，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了全文的單行本，由長江書店印發。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員瞿秋白為這本書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他說：“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和土地。……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前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在這篇《序言》裡，瞿秋白還給了毛澤東和彭湃一個稱號：“農民運動的王！”

農民問題不僅在中國，就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是個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毛澤東的這篇報告，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後用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當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的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會全會上也說：“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經讀過我們的一位鼓動員記述在湖南省內旅行的報告了”，這篇《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誕生後不久，毛澤東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也於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墜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親到第四天才見到自己的新生兒。這段時間，毛澤東太忙了。幾天之內，毛澤東又新添了三個職務，都是關於農民運動的：三月三十日，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正式組成，毛澤東擔任常務委負兼組織部長。四月二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擴大會議決定，由鄧演達、徐謙、顧孟餘、譚平山、毛澤東五人組成土地委員會，“由此會確定一個實行分給土地與農民的步驟”，“做成鄉間普遍的革命現象”。四月四日，先期已開課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補行正式的開學典禮。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為農講所常務委員，毛澤東負實際主持之責。

從湖南農村回武漢後，毛澤東深感正在籌備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必須儘快開學。同時向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提議，將原定只招收湘、鄂、贛三省學員的計劃加以擴大，農講所直接由中央辦理，名稱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這個提議得到批准。於三月七日開課，學員有來自十七個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設在武昌的中央農講所明確地規定：它的使命，“是要訓練一班能領導農村革命的人才來，……可以說是農民革命的大本營。”⒆為此，須“切實研究農民土地問題，農民政權問題，農民武裝問題”⒇。

在主辦廣東第六屆農講所時，毛澤東就注意到學員的軍事訓練，在武昌中央農講所的《規約》中，更赫然寫明：“為將來發展農民武裝起見，所以要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不接受這種嚴格的軍事訓練，便是對革命沒有誠意”。每個學員還發了一支漢陽造七九式步槍，規定每天訓練兩小時，每週野外軍事演習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軍事訓練每天增至四個小時。這期有許多學員在半年後成為各地農民武裝起義的骨幹。其中有一個陳慕平回鄉後在井岡山袁文才的農民自衛軍裡做事，對毛澤東與袁文才的會面起了作用。

武漢國民政府是國共合作的政府。要解決農民問題，仍需要在國民黨內儘可能地統一認識。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澤東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分出席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他和鄧演達、陳克文向全會提交了《土地問題案》（後改為《農民問題案》）和《對農民宣言案》。十六日，全會正式透過《對農民的宣言》和《關於農民問題的決議案》。《宣言》明確表示：革命需要一個農村的大變動，“使農村政權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轉移到農民的手中”；“農民應有自衛的武裝組織”；農民問題主要是貧農問題，“貧農問題的中心問題，就是一個土地問題”。因此，“本黨決計擁護農民獲得土地之爭鬥，致使土地問題完全解決為止”。這些提法，基本上體現了毛澤東的思想。

從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員會在武漢召開了兩次委員會，五次擴